卫斌：办公场所暂不禁烟是一种政治智慧

　　前些日子，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广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时候，把办公场所排除在禁烟范围外。原因是一些人大代表认为，工作场所禁烟工作由各单位自行建立规章制度进行约束，成效更好。现任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顾问藏英年教授得知后，就此事特别发表公开函件，表示这一解释和决定可称之为“中国都市控烟措施的大倒退”。（2010年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在法理学中，有一条论断非常著名，那就是“恶法非法”，意即丧失了正义性和民意基础的法律是伪法律，人民有权利违背它甚至废止它。上研究生时，教授在讲到这一命题后，突然发表了一顿感慨：“其实中国立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倒不是恶法善法孰多孰少，而是笨法太多，聪明法太少。”何谓笨法？就是指那种出发点良好，但是由于立法技术拙劣，没有考虑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最终成为一纸具文的法律。
　　看到近日来广州市《控烟条例》所引发的争论，我不禁想到了这段往事。藏英年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既然禁烟，就要一视同仁，不能将办公场所作为例外，否则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种看法只看到了理想主义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漫漫禁烟路上所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阻力，没有意识到禁烟必然是一个曲线前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单位一把手是老烟民，他违反《控烟条例》抽烟，由谁来监督处罚？由由其直接管理的下级来承担这一责任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如果指定专门的外部机构来执行，将牵扯到人员编制、经费划拨、处罚权限和程序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乎复杂的利益格局变动，广州市人大作为一个地方立法机构，这一命题显然已经超越了它的能力范围。
　　考虑到以上种种困难，广州市人大较为保守的立法方式就显得不无可取：将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先行搁置，先在比较容易取得成效的其他公共场所推行禁烟，形成一种良好的禁烟文化，这种禁烟文化本身又会对办公场所的吸烟现象形成一种倒逼，待时机成熟，再提高标准，制定在办公场所禁烟的相关规定，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反之，如果按照藏英年教授的建议，将办公场所立即纳入禁烟范围，势必会造成《控烟条例》因标准设定太高、执行难度太大而流于形式，最终成为一纸无人当回事的空文，难免落得一个“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尴尬结局。
　　在英国，有一句著名的政治格言：“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进步，往往关乎妥协。诚哉斯言！
　　稿源：荆楚网
　　作者：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