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漯河的徐林东因土地纠纷上访,被当地乡政府关进精神病院。6年多时间里被强行服药、接受电针治疗。事件经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后,徐林东昨日终于获自由回家。(4月26 《东方今报》)
巧合的是,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正在阅读美国作家肯·克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作品中一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因为性情反叛,被送至精神病院接受各种非人的治疗,最后变成了一名白痴。
小说是对现实的映射,但当现实版的《飞越疯人院》在我们身边真实上演的时候,却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恐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中警告说:现代精神病院正在沦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福柯的话似乎并非危言耸听,一段时间以来,类似事件已多次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过: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强令签下不再上访保证书后才获释;河南省开封市的江帆因反映家庭暴力而上访,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7年后才拿到改变命运的健康鉴定书;甘肃省武山县的孙雪琴(系化名)为讨一份感情债上访,被民政部门以患精神病为由,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一年。
不经过医院诊断与家属同意,随意将人抓进精神病院,不啻为权力的扭曲与癫狂,它不仅违背社会正义,也容易激化矛盾、引发社会恐慌。资料显示,上访群体大多来至社会底层。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对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很大的经济和精力代价,更要冒人身自由被剥夺的风险。虽然这样,为何还有人越级上访不止,更何况这些人的权利诉求如果在家门口就能得解决的话,他们又何苦远涉千里赴省会、京城去越级上访?
当下有的地方为减少上访量,片面追求维稳政绩,在面对群众问题时,不是在办理、落实上下功夫,而是采用简单粗暴手段,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对上访人员围、追、堵、截,甚至动用公权力限制、打压上访者的人身自由,结果使矛盾越来越激化。
虽然《国家信访条例》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但依仗强悍而异化的公权力,某些地方政府与领导干部,竟公然不经家属同意甚至不通知家属就将上访人投进精神病院;而有些精神病院在权力压制和利益诱惑之下,医疗尊严和职业操守也在一步步沦落,成为权力部门的附属工具与利益搭档。试问,当公权力膨胀癫狂到可以越俎代庖、包打一切的时候,公众的信访保障在哪里?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又当何处安放?
稿源:荆楚网
作者:刘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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