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臣：4.4亿购豪宅是结构性错位

　　据报道，一名中国内地的民企老板于14日斥资4.4亿元向庄士国际购入港岛南区深水湾香岛道37号Ｂ号洋房，每平方英尺价格高达6.2882万元，一举创下亚洲及香港最高单价纪录。报道还称这名民企老板参观香港超级豪宅已有一段时间，他十分喜欢巨屋。一时让人感叹内地民企老板好阔气。
　　拥有4.4亿元财富，能够到香港那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去买房，确实令人羡慕。然而羡慕之余，众人也会心生不公，甚至是仇恨嫉妒。
　　在这个社会上，有三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一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二是政治上的权利；三是社会声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种社会资源都是稀缺的，既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那么就出现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无外乎分多分少，总会有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一个标准，一个众人心里认为大致合理的标准。
　　中国有多少社会财富，能够人人都分得4.4亿元？这恐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为，分配永远不会人人均等，起码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没有这个能力。这和我们的社会制度以及分配方式息息相关。
　　我国现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在分配方式上，可以凭借劳动力取得收益，也可以凭借其他生产资料获得收益，如技术、土地，因此也就存在着分配上的倾向性。于是80年代的“万元户”产生了，他们的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
　　我们说，一种分配制度应该建立一种相应的保障制度来协调。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后使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微调。
　　80年代，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在当时并不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相协调。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羡慕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自身也没有想要炫耀的冲动。然而，由于保障制度的落后，社会分层以及财富的集聚效应越开越快，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当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一个拥有总体性资本的阶层出现了，其中多数人还是先前富起来的“万元户”。不过，此时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炫富成了群体性特征。不少中国人在奢侈品市场上一掷千金甚至让发达国家的富豪都目瞪口呆。
　　然而，另一部分弱势群体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面对着日日飞涨的物价和缓慢增加的工资，他们因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一方面是群体性炫富，一方面是集体性受挫，究其原因，是社会保证制度和现代法律理念的缺失。我国贫富差距悬殊主要受社会政策、制度和体制的影响，但这些要素最终决定和受制于法律环境的健全。由于缺乏法律至上和公平理念，原本应该服务人民的先富群体接连出现贪污腐败、权利横行，社会阶层由此出现结构性错位。
　　因此，反思我国法律理念，加快保障制度建设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扭转结构性错位的关键。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亚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