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器官捐献不能靠一纸意愿“单兵突进”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表示，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据悉，登记最晚年底执行，捐或不捐全凭个人意愿，捐献者及其家人将获得一定补偿。该意愿选择将记入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黄洁夫此前曾表示，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可以大致分为5个部分：国家器官移植管理体系、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人体器官捐献和分配网络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登记系统。（4月25日《西安晚报》）
　　器官捐献与义务献血，有着类似的话语背景。一方面，国人的捐献热情比较低落，致使1：150的供求比例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国家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并不健全。现在，这样的境况看来要有所改观了，“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预示着我国在器官捐献方面开始了制度建设。无疑，这是一种进步。
　　这种进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打击“非法取肾”、“非法卖肾”等社会丑恶现象；其二，造福患者，拿肾脏需求为例，我国每年有150多万尿毒症患者需要医治，但每年肾移植数量仅为8000例，多数人因为得不到肾器官而面临“死刑”；其三，合理利用器官资源，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数在10万上下，这10万人的器官，大部分是消耗衰竭，造成了极大的人体器官浪费。
　　但是，“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以及卫生部所承诺的“五大体系”，就能解决当下国人器官捐献意识不强的现状吗？仅仅靠一纸意愿，就能达到社会公共需求的刚性供给目标吗？显然不能。在笔者看来，以“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为突破口的“五大体系”只是解决了硬件层面的问题，之于国人的捐献热情，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仅靠一纸意愿，自然也无法纾解器官捐献的症结性难题。
　　器官捐献的症结，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现代科学意识淡薄”的国民性问题。许多人认为，大部分国人还生活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代朴素意识之中，因此，国人不想破坏掉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多虑了，火葬盛行早就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冲得粉碎了。更为重要是，是一些现实层面的纠结问题。
　　首先，义务捐献容易，义务移植难。在笔者看来，国人最不想捐献器官的原因在于对一个问题的困惑：一边是义务捐献，另外一边怎么就成了天价移植？时下，虽然说器官移植供需关系很不谐调，但这不足以成为天价移植的理由，更多的人所了解的，即便是自己的前辈有了义务捐献的器官，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还是做不起器官移植手术。既然器官捐献得不到移植带来的实惠，捐与不捐，自然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再者，关于保障公正、透明信息库建立与对相关信息的保密、捐献补偿与奖励等具体事宜，我国也缺少一部治本的法律。而在外国，这样的法律已经十分健全。对此，在我们的“五大体系”建立之前，不妨先出台一部严谨而完整的《器官捐献法》来保驾护航。
　　一纸意愿也好，“五大体系”也罢，具体到落实层面，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器官捐献制度不是一蹴而成的。比让公众表达捐献意愿与建立“五大体系”更重要的，还要解决好器官移植“看病贵”的问题；更亟需出台一部法律法规。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