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别因“工作需要”架空官员在企业兼职制度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意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在以往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进一步规范完善管理制度，体现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天津日报》10月31日）
　　实际上，对于政府官员到企业兼职，我们制定不少公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款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中纪委、中组部2004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也指出，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然则，在实施过程中，不尽人意，由此，中组部再次发力，挥重拳，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可以说，《意见》比以往法律法规更严厉，更详细，明确了党政干部哪些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划出了制度“红线”。
　　尤其是在制度安排中，动用了诸多“不得”、“必须”没有弹性的措辞，譬如，凡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兼职不得超过1个；所兼任职务实行任期制的，任期届满拟连任必须重新审批或备案，连任不超过两届；兼职的任职年龄界限为70周岁等。目的就是，堵塞政策“管涌”，切断利益输送链条，把公权力放进笼子里，政企两交椅不能兼得。
　　不过，笔者仔细研读《意见》，仍发现有制度弹性的规定。比如，确因“工作需要”到企业兼职（任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这里的“工作需要”如何衡量？标准如何？究竟是本职单位的需要，还是兼职企业的需要？是官员的需要还是公务员个人需要？在当前官方话语语境下，像“工作需要”、“原则上”弹性很大，也容易借题发挥。所以，尽管《意见》规定不领取报酬，但也会因事实“工作需要”，留下制度真空，而且也极有可能会因“工作需要”钻政策空子，逃避制度惩罚，进而架空这项看似刚性十足的公共政策。
　　反观国外，对官员兼职企业监管，充满刚性，而且大都法律的形式。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又颁布《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可见，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可以到企业任职，但是必须申报财产，连亲属财产也要申报，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监管。
　　显然，要想完善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制度，国家层面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妨制定一部法律，架构更加详细的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规范领导干部企业兼职的监管制度，不留任何弹性的条款。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清理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终结官商勾结、权力通吃的生存温床。
　　稿源：荆楚网
　　作者：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