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发热议。“求情信”是否发挥作用，该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围观者的心态？（5月15日《新京报》）
关于复旦投毒案，社会上跟风似的出现了一边倒的格局，媒体舆论几乎无一例外的谴责起了投毒者，甚至将怨气撒到了求情者的身上。
虽说法不容情，但是，求情者的行为却是合情合理合法。正如社科院法学专家刘仁文所说，不管是谁，都有表达诉求的权利，法院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听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挟。
民意是把双刃剑，可以对死刑推波助澜。从刘涌案到药家鑫案，再到李昌奎案，当事人都是因为民意而死。还有郑州张金柱案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自己是被媒体判了死刑。
也可以也应当看到，民意也救了一些人，例如吴英集资诈骗案，本来二审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民意反应强烈，最高法院最终没有核准死刑。
法律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类公共利益最大化，民意作为个人利益的表达，理应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持一致，在二者的契合中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司法的宽容不等于纵容，民意也不等于就是公意，更由于民意的易情绪化而难冠之于理性之名。我们要谨防利用民意来煽风点火、造谣生事之徒，也要慎防少数行政部门、领导借民意不当干涉司法审判。
刑法宽容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也是如此，从古代的车裂、凌迟到现在的注射死刑，折射出的是人性在刑罚面前的崛起，反映出的是社会文化的进步趋势。
法律严惩犯罪行为，往往只看到行为的浮光掠影，而对于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往往缺乏必要的审视。着力发掘、培育公众的文化基因，提高公民的基本价值判断力，让民意真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这也许是在用法律武器惩罚犯罪分子的同时，应当考虑并解决的更深层次问题。
稿源：荆楚网
作者：郭晓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