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竖一：中国户籍改革绝不能跟房价挂钩

　　近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同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据2014年7月30日《新京报》报道，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学位论文阅览室，可以查询到一篇十三年前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论文的作者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对于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当时学界和理论界存在争议，他在论文中坚持认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应理智而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十三年间，习近平从福建调到浙江、上海，再到中央任职。在不同的位置上，他曾多次表示要推动户籍改革。
　　真是“无巧不成书”。1994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以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的身份，在其提交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建议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成中小城市，并使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城市转移。要促成这一状况的发展，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籍政策随之松动。
　　结合中国国情和一般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在当下彻底打破原有户籍制度的樊笼，跟“习李格局”之发力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中国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作出的贡献是最大的。
　　家喻户晓，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然实际上，早在1952年7月，政务院全国就业会议通过的《关于就业问题的决定》，就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应稳定在农村生产上，不要盲目流入城市。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和介绍，不得在农村招收工人，明令禁止农民进城就业。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重申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禁令。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总结报告》中批示，“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1955年11月7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中国的户籍人口由此分离。“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成为中国公民最具“根本”识别意义的身份标志。而且，在1956年、1957年，国家又连续颁发了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
　　直言不讳地讲，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开始推行的户籍制度，事实上逐步剥夺了数亿农民之“迁徙的自由”。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索性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至此，中国数亿农民更是被牢牢地控制在了那方土地上，而其子女一出生，就世袭了“农民”的帽子。
　　举一个实例，笔者的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其拥有“城镇户口”，而我们三个子女，从小就世袭了母亲的“农村户口”。后来，依照某些规定，父亲终于拥有了可以让我们“农转非”的权利，但算来算去，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权利，因为“农转非”之后，我们的耕地就会被村上收走，而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养活不了全家人。当时，我们感到非常无助，觉得好可怜。后来，父亲既是自我安慰，又是安慰我们说：你们看，谁谁当时不听劝，结果把老婆和孩子的户口给转成了城镇的，结果现在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多年后通过考学，我们才拥有了所谓的“城镇户口”。记得当时转户口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好像真的跳出“农门”了，倍感自豪和轻松。尽管内心一直热爱农民，一直热爱农业，一直热爱生我养我的农村。
　　时至今日，母亲还“世袭”着从其娘家带过来的“农村户口”之身份。
　　实际上，通过考学等途径，好不容易才跳出“农门”者，也有相当多的在为户口问题发愁。例如，大学毕业之后，笔者没有回到原籍地就业，而在兰州做新闻工作了。依照规定，将档案和户口都交给了甘肃省人才市场代管。10多年来，身在北京的笔者，由于就业、婚姻、生育等之需，所以不时地请兰州亲戚前去人才市场及有关部门开这个证明，盖那个章子。精力浪费了好多，钱财也花去了不少。当年，甘肃省人才市场有关工作人员说，你们的档案和户口可以一直放着，什么时候想转走就转走，然而，亲戚每次去那里，他们都会说赶紧转走档案和户口。但一听转走的程序那么复杂，笔者的头就大了。
　　其实，笔者所述的亲身经历，仅仅是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九牛之一毛的弊病。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慢慢地拥有了“迁徙的自由”，而且通过考学等渠道，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变成了传说中的“市民”。但是，现存的中国户籍制度，还是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部进步，而且依然是无数中国人的痛苦之源、不幸之地。
　　成千上万个理由，使得我们完全可以说，“习李格局”下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近30多年来，最得民心，且最有利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全面进步的英雄壮举之一。
　　换言之，任何力量都该成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但是，2014年8月10日一篇题为《户籍改革的重点在特大城市》的文章则告诉世人，经济学博士李俊慧认为，如果个体在市场的竞争力不足，收入不够高，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他自然就会离开，迁移到一个他的收入能够负担得了的小城市甚或农村。这看似对底层民众很冷酷，但冷静地想一想，企业的运作规则不就是如此吗？以“房价”来调整人口的分布，是最合理，也是最有效的。
　　家喻户晓，高房价，不仅是中国亿万普通群众的噩梦，而且是不少有社会责任心和良知的决策者之伤痛。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畸形发展的重要诱因。
　　因此，2011年11月6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才会强调指出，中国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调节后的房价将使民众能够接受，也使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而且，中国国务院现任总理李克强亦严令道，“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但是，李俊慧则将房价与户籍改革挂钩，事实上是给中国户籍改革又强加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巨墙。究其本质，跟当初以不尽相同的名目取消中国公民“迁移的自由”没有什么区别。
　　何况，李俊慧将国家、社会之管理，等同于“企业的运作规则”，其实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因为后者，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而前者必须考虑并做到更多。
　　还有，“以‘房价’来调整人口的分布”之说，客观上一定会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等既得利益者哄抬房价的漂亮借口，甚至会成为一定层面的决策者肆意抬升房价的理由。
　　一言以蔽之，笔者罗竖一认为，中国户籍改革绝不能跟房价挂钩。否则，定会后患无穷。
　　稿源：荆楚网
　　作者：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