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传龙：限号离婚缘于公权“出轨”

　　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离婚“限号”政策是从2012年3月份开始实行的，每天最多发15个号，最少一天发10个号码。据长安区民政局称，采取此项措施旨在挽救盲目离婚家庭。 （8月17日中国广播网）
　　“限号离婚”一面世，便被包裹上“善意”的外衣，被认为是出发点是好的。涉事的长安民政部门还提供一组数据，称辖区离婚人数正在逐年减少，以此佐证实行这一政策所显现出的“正能量”。这一证据根本不具证明和说服力，须知，离婚人数减少，未必就是这一政策带来的结果，或许当年就是离婚的“欠收”年。
　　诚然，对那些盲目冲动的离婚者，限号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缓冲作用。而对那些感情确已破裂、铁了心要离婚的主儿来说，晚一天离婚，就多一份煎熬。搞一个限号，增加一个关卡，既耽误人时间，还影响人事情，此时的民政部门已不是成人之美，而是助纣为虐，是标准的好心办坏事，没人领你情。此前，南京也搞过限号离婚，那不过是在突击离婚风潮之下民政部门人手忙不过来时的临时应急之举，青岛、上海等地民政部门也在婚姻登记处悬挂过“楼市有风险，离婚须谨慎”的标牌，那不过是一种提醒，这次长安区一搞就是三年，而且民意几无反应，难道是国人已经麻木到不把权力被损害当作一回事了？真是怪事！
　　凭号离婚，给人感觉又回到了“凭票供应”年代。想当年，离婚不仅要经过单位开具隐含同意性质的公函，主动离婚者往往还被视为“品行不端”者，要影响个人的声誉和事业。有人戏言，离婚限号，不如干脆摇号，或者让政府来分配离婚名额。长安区民政部门出台“限号离婚”政策，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落后思想，还在把离婚当作是丑事，还在把离婚者当作“坏人”。
　　应当承认，近些年离婚被注入了与婚姻无关的功利内容，一些人为了房子、孩子、票子而选择离婚，离婚率偏高，尤其是年轻人闪离增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对那些游戏婚姻者，社会及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加强婚姻和家庭观念教育，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公民的家庭责任意识，以达到减少离婚目的。而以限号设卡的方式的阻止离婚，只能治标，并不治本。试想，当感情不复存在，徒留一具婚姻的躯壳又有何用？！
　　婚姻法规定，离婚是公民的自由。如果说离婚有前提条件，那就只有一个，即“感情确已破裂”，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选择离婚，也无关道德，只关权利。婚姻登记部门的职责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便利的服务。出台“离婚限号”土政策，增加一个限号程序，对公民的离婚自由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预，本质上已经违法，是行政权力的越界和“出轨”，是对办事群众的刁难。人们甚至有理由猜测，出台离婚限号政策，编制一个“善意”的理由，只是长安民政部门在为自己违法、怠政、少办事、不作为寻找借口。设置离婚人员，每天办理人员限定，他们的业务量可以减少，哪怕门外离婚人潮汹涌，工作人员可以杲照样捧着茶杯，看着报纸，把前来离婚人员当作风景看，当作猴儿耍。
　　按照长安民政部门的思维和解释，是否要对到各级政务部门办事者、到各类营业大厅办理业务者都实行限号受理？若是这样，政府部门喊上多年的“效能建设”等于白搞了。
　　由此事看来，一些基层行政组织的权力也兀自大了些，有关部门应当对其限权，通过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把“出轨”的权力真正关进笼子，让其回归到依法用权和履职的正确轨道上来。
　　稿源：荆楚网
　　作者：叶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