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被退休事件。科技部最近通报了5所大学7名教授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问题,潘绥铭亦被指套取科研经费,并受到“行政处分”,从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被迫提前退休。
潘的被退休引起很多人鸣不平,其中,有知情学者,也有在校学生,更有与潘教授无任何交集的普通网友。除了惊讶之外,舆论多数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而非科研反腐的胜利。因为,潘教授的调查对象本就出于灰色地带,强求发票太过刻薄,况且研究成果已足以说明经费的用途,迫其提前退休显然有失公允。
发票真有那么要紧吗?一刀切地说,必然是要紧的,管的严一些,将报销严格限定在学术课题框架内,当然可以有效预防腐败,看起来绝不会出现“科研资金使用不明”的情况。
但我们常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管住发票的思路是对的,但不能在所有研究领域都生搬硬套。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有两种情况是最令人反感且痛惜的。一是,人文社科课题研究常常并不需要大量添置科研仪器设备,没有发票可报,但主管部门往往要求尽快拿发票报销课题费,否则经费就要被收回,在此情况下,发票反而成为不合理的掣肘,成为课题正常推进的障碍。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潘教授这样的例子,因为研究的课题过于敏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开具发票,很容易被扣上“科研资金使用不明”的帽子。难道任何事情都必须量化才有答案吗?难道只有量化的才是合理的科学的吗?难道摆在眼前的沉甸甸的研究成果还不能证明吗?
事情发酵几天了,潘绥铭一直处于沉默状态,婉拒了媒体的采访要求。低调是正确的,沉默是有力的,对于自己的被退休,潘教授或许比任何人更平静,因为,他是做学问的。事实说明一切,最高明的回应是不理会,不为那些不合理的因素而烦恼。做自己,这是时代的悲哀,但也是最好的选择。
即便看透这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做到波澜不惊,潘教授的心中或许也有遗憾吧?好在还有志同道合者,友人的理解,学生的支持,网友的明白,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但那些后来人又会不会据理力争呢?
潘教授曾说过,研究中国红灯区,最大的危险是被小姐爱上。对比现状,这话应该修改一下:在中国做学问,最大的危险是被小人盯上。
稿源:荆楚网
作者: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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