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鹏：“千里迢迢退红包”无法纾解患者红包依赖

　　“千里迢迢退红包”无法纾解患者红包依赖

　　百忙之中，从南京驱车百公里赶往马鞍山，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杨如松只为完成一件事：将曾经救治的老人悄悄留在门诊的红包送回去，“对医生而言，患者的一声‘谢谢’足矣。”10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杨如松这样说。（10月2日《南京日报》）

　　76岁的安徽马鞍山老人王世祥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偷偷将5000元红包留在了医院门卫，感谢好医生杨如松对自己的治疗。而杨如松没有收下这个红包，在忙完工作之后，驱车100多公里赶赴安徽马鞍山，将红包还给老人。这样的场面多么让我们动容！更让我们动容的是，杨如松说的一句话“对于医生而言，患者的一声谢谢足矣”。

　　是的，“驱车百公里退红包”的好医生值得我们点赞。这也说明，虽然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但是医生群体的整体素质还是过硬的，好医生总比坏医生要多得多。这让笔者想起了兰州的一位好医生，他的白大褂和其他医生的白大褂是不一样的，他专门让爱人把白大褂上的口袋全部缝死了。目的就是为了不收取患者的红包，让想给红包的患者“无处下手”。兰州的好医生和南京的好医生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芒。

　　一个是“缝死口袋拒红包”，一个是“千里迢迢退红包”。这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医生身上的正能量。可是，打造医德高地，不能依靠这种自觉的行为，不能完全指望“缝死口袋拒红包”和“千里迢迢退红包”。因为，不是每一个医生都能做到，也不可能让所有医生都“缝死口袋”，更不是每个医生都有时间“千里迢迢”。

　　假如说，南京的这位好医生不去退红包，而是笑纳了，谁能知道？这就是存在的收取红包的漏洞。给不给红包只有患者自己知道，他们不说谁能发现？收没收红包只有医生自己知道，他们不说谁能发现？我们应该探索一项切实可行的监管体系，能够发现医患之间的“红包交易”。自觉是道德的高地，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人在站在道德高地上。

　　更应该关注的是，为何患者都感觉送红包才是最安全的？虽然，安徽的这位老人是手术后送红包的。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医患红包”是手术之前完成的。也有很多医生会在手术前收下红包，做完手术再退回红包。目的就是为了让患者安心手术。这样的好医生值得我们敬畏。可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患者为何送了红包才感觉安全？说到底，这还是医疗乱象造成的副作用。即使大多数医生不想收红包，患者还是会固执的认为给了红包才放心。

　　无论是“缝死口袋拒红包”还是“千里迢迢退红包”都不是纾解患者心理“红包依赖”的最好办法。我们应该让患者看到送不送红包都能一视同仁的医德呈现，我们应该让患者看到收了红包的医生都没有好下场。“千里迢迢退红包”背后的真问题需要治疗。

　　稿源：荆楚网

　　作者：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