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成本“超载”是催生“超载月票”罪魁

　　8月1日，河南省淮滨县司机杨华（化名）开着一辆“超载”的大货车，主动去淮滨县马集镇的超限检查站办罚款“月票”。去年开始，当地货车司机为了少被处罚，每月月初，到县城的超限站交钱，不同车型缴纳的费用不一样：三轴车（前后有三排轮胎的汽车）需缴纳5200元，两轴大车（前后两排轮胎）缴纳4400元，小车缴纳3300元。（《新京报》8月8日）
　　实际上，“超载月票”并非是河南省淮滨县首创。早在2006年，河南X021线荥阳贾峪超限检查站就开始发行“超载月票”；还有，陕西米脂县，也是对车辆实行“包月”罚款。倘若在百度输入“超载月票”进行搜索，立即就会出现18.3万条结果，这意味着，“超载月票”，在全国已形成很大的“销售市场”。
　　每逢“超载月票”被媒体曝光后，舆论矛头总是指向超载者和执法者。可以说，国家治理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是越治越超，这其中固然有“以罚代管”的治理模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联。
　　现在，物流成本“超载”，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的多。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更为要命的是，随着去年7月1日《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我国整个物流成本还会呈直线上升。按照新标准，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大都不符合要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下一轮的涨价很难避免，据权威人士估算，整个公路运输成本至少上涨20%到30%。
　　显然，“超载月票”的频现，表象是司机超载，以及执法者故意纵容，实际上“主犯”是畸高的物流成本。正是物流成本的“超载”，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超治越超”的怪圈。
　　好在国家层面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从去年6月份起，决定从税收、土地政策、降低过路过桥收费和加大物流业投入等八方面着手，对我国的物流成本进行“治超”。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推动物流业发展的8项配套措施，被业界称为物流业的“国八条”。当然，要想治理物流成本虚高，国家惟有出给力的重拳才能见成效。一方面，对不符合法理的物流制度，比如二级公路收费站，绝不能再设时间表，应立即取消，又如有关物流的减税政策尽快出台；与此同时，对落实政策的不力地方政府和执法人员，实行严厉的问责制度，惟此，不仅能给物流企业减轻负担，也能遏制我国经济“超载前行”。
　　颇具欣慰的是，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中，拟研究把客货运车辆严重超载、超速等行为列入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并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超载入刑的实施，“超载月票”也将会寿终正寝，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稿源：荆楚网
　　作者：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