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人判决缺失自由良心之辩

　　今年2月19日，檀先生和几个同事聚餐喝酒，之后檀先生喊了辆出租车送醉酒的朱姓同事回家，车开到朱家的巷口时，车子进不去。姓朱的同事就下车自己走了回去。但次日早上，朱被发现冻死在家门口。南京市浦口法院一审判决檀先生承担20%的责任，赔付死者家属10.6万余元。（《扬子晚报》12月19日
　　此案舆论反应强烈，甚至有人调侃道：“好人苦不苦，扶个老太四万五；好人累不累，送个朋友赔十万。宁添一座坟也不帮一个人！这是南京法官教我们做人的原则。”法院判决檀先生负责任的理由是，“檀作为护送人员，在明知朱饮酒过多的情况下，其护送、帮助义务未能完成”导致朱的死亡，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个人以为这个判决未免不近人情，也不适当地扩大了普通人间的救助义务，这种“扩张”非但无助于弘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更是南辕北辙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戒备与不信任。从法律上说，共同参加一项活动，朋友之间形成法律上的一种特殊的合伙关系，但成员之间互助义务应该是合理范围之内，这些责任不同于旅行社对于顾客的安全照顾责任，更不同于监护人责任。就本案而言，朱先生不胜酒力，檀先生送其至朱家巷口，虽然最妥帖的做法是送其进屋内，但普通朋友之间，仅仅是在会餐的情况之下，并且檀先生没有先行过错比如灌酒、殴打，而朱先生也不是特殊人群比如精神病患者、明显患有心脏疾病，个人以为檀先生已经做到 “仁至义尽”。
　　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再判决檀先生未尽义务，未免有“道德法官”之嫌。法官对于此类案件，不仅应求诸精深法理和伦理，更应以法律人之“自由良心”体会世风民情，使判决既合于法理，又为公众所接受。
　　另一方面，近年来的“网络法庭”也在兴起，这固然是公众行使了对司法的监督权，却也助长了法律的民粹主义，这是有误导的——似乎那些与公众希望相左的“雷人判决”，总有不可告人的“猫腻”，进而质疑司法专业化的法治之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法治共识：很多案件本身有极大的争议性，并不是只有唯一的标准化的“正确答案”，应当允许法官做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而不是走行政化的道路，用官僚科层间的监督审核，代替法官的“自由心证”，因为这有悖于司法独立的精神。
　　稿源：荆楚网
　　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