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能不能设定“假想罪犯”

　　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要求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必须假定当事人无罪。然而，在刑事侦查阶段，如何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始终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公安机关为了预防犯罪，不可避免地要对公众进行法律上的甄别，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往往通过内部控制的方式，建立预警系统。可是，如果公安机关内部控制的信息传播出去，那么，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非议。
　　果不其然，针对校园安全问题，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在校园安全建设推进会上，公开了公安机关认定的8类潜在的可能威胁校园安全的人员。这些人员包括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精神异常型、仇视社会型、身背大案型、行为反常型、缠访闹访型、涉毒人员型，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控制措施，要求管理民警每日、每周或者每月见面一次，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很显然，公安机关采取的是有罪假定，对于那些曾经犯罪，或者行为反常、极度贫困的人员，为了避免他们走上极端，危害校园安全，将他们整理成册，加强监管。
　　没有人怀疑公安机关的初衷。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公安机关的行为明显构成法律上的歧视。将“极度贫困人员”列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并且采取监控措施，由公安干警定期进行“骚扰”，这本身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
　　公安机关可以针对特殊的人群，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但是，公安机关必须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权利。如果把公安机关内部的监管措施公之于众，那么，就会导致公众对这些特殊的群体另眼相看，尽管他们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实施犯罪的动机。
　　防患于未然，是公安机关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必须考虑到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由于过度监管，而导致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从事后被动应对，到事前主动防范，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但是，如果在事先防范的过程中，采取差别待遇，那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群体分化，甚至会出现族群的对立。
　　当然，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社会日益透明化。公安机关必须公开自己的信息，包括那些试图甄别犯罪分子、预防犯罪的工作信息。在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之下，过去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社会敏感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以间接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的传播范围。
　　应该说，对于公民来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不可以做。在任何情况下公安机关都不能想当然办事，而应该在充分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预防犯罪。
　　稿源：荆楚网
　　作者：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