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伟：“见报就奖”，高校何以焦虑至此？

　　今年浙江大多数高校都设了一个专项奖，用来奖励暑期实践做得比较成功的团队，奖金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而媒体是否参与报道，是评审的主要标准之一。更有甚者，浙江某学院专门制定了一份2008年《暑期社会实践宣传信息工作奖励细则》，规定国家级媒体发200字以上奖励4000元，省级媒体300字以上奖励3000元，地市级媒体600字以上奖励1000元。同时，每张新闻照片折合300字数计算，有图片说明的可累计叠加。为了让学生们顺利地找到媒体，学校还专门向学生发了新闻媒体的参考名单，内有40家媒体的信息，包括媒体级别、地址、电话等（8月3日《现代金报》）。
　　重视新闻宣传没有错，但像这样又是金钱奖励又是提供名单的做法，仍旧让人感觉这是一种畸形的“重视”。就如报道中所称，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社会实践和新闻报道挂钩，不排除学校为扬名的可能性。笔者以为，这种“见报就奖”的做法突出暴露了高校的焦虑症：越过了“社会实践”的主题和本质，直奔现实且功利的“见报”而去。
　　焦虑就是浮躁，是静不下心来，本来要倒水吧，偏偏拿起鸡毛掸子掸掸家具，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该干些什么。回想一下近几年来与高校有关的新闻，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改名（往大了改，恨不得前面加上个“宇宙”）、合并（往大了合，不管各自的特点和历史沉淀是什么先捆一块儿去再说）以外，剩下的就是盖大楼、修“大”门，讲求的就是一个“大”字，要大得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禁得住时间的打磨。在这一片“大”声里，像什么博士、教授偶尔出来说几句石破天惊的话或搞些匪夷所思的“行为艺术”几乎都摆不上台面了。看看这一切，高校“焦虑症”之严重可见一斑。
　　这种“焦虑症”有着深刻的外部原因，就像大学六位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的一位普通秘书一样，将板子全部打到高校身上似乎也不尽全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载着国人历史的、人文的、道德的等诸多期望的高校对此茫然无措，随波逐流。7月31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提到就在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依旧培养出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那所生于乱世、无时不遭受着战争威胁的西南联大，更是直到今天仍为人所津津乐道。此外，1940年至1945年，在川东小镇李庄，集聚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包括傅斯年、李济、梁思成、金岳霖、童第周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着“战火淬沥”的后起之秀更是如一片葱翠的竹林，数十年后大多成为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至于自然科学界，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中，还走出了十余位两院院士（《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载《随笔》2005年第1期）。
　　当年西南联大的教室都是破败的平房，举办讲座的大礼堂也只有100多个座位，举办讲座的时候，很多学生站在窗外听讲座，好在当时教室非常简陋，连窗户纸都没有，很多同学直接将头从窗外伸进教室去发言。有时下起了大雨，同学们还是不肯走，在雨中听完讲座（《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马国川，2005年9月15日新华网）。这个场景显然不不适合如今的高校，但那从“窗户纸都没有”的窗户里伸进脑袋发言、站在雨中听讲座的“盛况”又岂是高楼大屋、豪华大门所能替代！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这句话，都快被我们说烂了。仔细一想，却又觉得除了“经验之谈”外，这句话还有几分“预言”和“警句”的意味在里面。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李家伟（河北 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