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金报：赞美“邵氏慈善”不应局限于泛道德化思维

　　邵逸夫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但却是一名大慈善家。从1985年开始，邵逸夫持续捐助内地。据不完全统计，邵逸夫共捐赠内地的科教文卫事业近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超6000个。
　　邵先生的高贵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令人崇敬。今天，我们在缅怀这一代慈善大家时，他那些富有远见的不凡善举，除了给我们带来深深感动之外，还应给社会带来对当下中国慈善现状的反思。
　　中国不乏乐善好施的人，在当代，每当社会遭遇巨大自然灾害等变故，也有不少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做出慈善之举。然而，毋庸讳言，国人对于慈善文化以及财富的传承，还缺乏成熟的认知和平和的心态，很多时候仍存在一种泛道德化陈见。
　　在中国，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高涨，但是，基于种种原因，一旦成为富豪，却又热衷于“隐身”，对“劝捐”等更是避之唯恐不及。邵逸夫先生持续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一是得益于其公司规范的管理制度，二者，其作为香港企业家的特殊身份也不可忽视。
　　我们不能因为邵逸夫先生在慈善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强迫其他的富豪也向他“看齐”；如果这些富豪没有捐赠或捐赠较少，我们也不应因此责怪他们“为富不仁”。须知，企业家守法经营，提供了就业机会，这本身也是善事。
　　谈论慈善话题，除了超越传统的泛道德化思维，更应将目光投诸慈善组织和制度的建构。
　　最需要慈善扶助的，大多是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环护等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商业资本可能对利润低甚至无利润的公益事业兴趣不大，而政府对这些公益事业的公共支出常常不足。
　　在这些急需帮助的领域，发达国家往往有公益组织出面帮助。这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可顺利注册为公司，并可获得税务优惠，它们还可以吸收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但在我国，长期以来，红十字会等公立慈善组织占据主宰甚至垄断地位，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生存困境。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效率备受社会诟病，近年来屡屡爆出的各类丑闻，就折射出这种公办公益机构的种种问题。
　　当低效的公立公益机构占垄断，民间公益机构缺位或不具备合法身份，无论是富豪们的爱心善款，还是其他方面的热心捐赠，可能都难以找到理想的中介渠道，从而难使捐赠物到达真正的归宿。这必将影响到热心人的善举和爱心。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必须充分发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并推进公立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唯有制度层面的保障，捐赠者的爱心才不会被虚掷。这些，也应成为我们感念“邵氏慈善”的应有之义。
　　稿源：楚天金报
　　作者：柯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