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广州市人大代表集中视察政情通报会上,广州市长陈建华介绍,广州将恢复和完善“慢行系统”,即骑自行车和走路,通过发展慢行系统,鼓励人们租房买房时更多选择交通时间在慢行半小时以内的房子,以减少公交压力。(10月31日《新快报》)
在很多国家都对交通资源分配和规划进行反思的社会背景下,国外“新城市主义规划思想”提出逐渐压缩机动车使用道路资源,让道给自行车。于是,北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批公众使用非机动车上下班比例高达32%—40%的城市。而在曾经堪称“自行车王国”的我国,一般城市自行车出行占比仅在20%左右,广州更是低于10%。
归根结底,城市慢行系统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且备受欢迎,不仅因为城市剥夺了自行车和步行者的路权,更是因为,置身城市之中的许多民众,已被城市的“速度亢奋”拖得疲惫不堪。
所以,恢复和完善城市的慢行系统固然令人向往,但是,撇开简单的缓解公交压力的诉求,置于现代城市文化属性的视域中看,更需要恢复和调整的是城市的“慢生活”。早在2007年,英国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世界各地城市人口走路的速度比十年前平均加快了10%,其中,中国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是广州,世界排名第四。约翰·列侬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慢生活”上路,慢行系统才能释放出城市的现代文明。
城市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更是以宜居来尊重人性与生活真谛的现代文明的栖息地。于社会而言,“慢生活”并不表示放弃竞争和进步,而是转向锤炼质量与内涵;于个体来说,则是摆脱“陀螺式”的命运,在“慢的乐趣”中回归生活的真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允许慢下来以求质量稳健,城市“慢生活”的道理亦然。对国内的很多城市来说,恢复和完善慢行系统相对容易,转身向着宜居的“慢生活”累进,则需要修学很多功课。
稿源:楚天金报
作者: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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