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刚：警察何时走出侦办“诽谤案”的怪圈

　　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1月4日，西丰县公安局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以“涉嫌诽谤罪”对朱文娜进行拘传，未果。朱文娜说：“到西丰采访是我的职务行为，由此引发的问题报社正在处理。”（1月7日《中国青年报》）
　　又是一起莫名其妙的警察侦办“诽谤案”，诽谤案不属于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公安机关不能跨地域拘传人，这些警察都都，可是却的的确确发生了，难道真是办案的警察不懂法吗？老实说，作为警察中的一员，每次看到同行出现在侦办“诽谤案”的现场，总感觉有些不自在，警察是执法者，他们的执法行为绝对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但是因为有了一些看不见的人为因素，使得警察被推到了“诽谤案”侦办的怪圈中。
　　我们都知道，《宪法》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利不容他人侵犯，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维护自己的名誉权，保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被诽谤上，要求都是一样的，所受到的法律待遇也是一样。在这起案件中，受处分的当事人身为基层领导干部，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根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已经构成诽谤罪，依法受到处理并且接受党纪政纪的处理，从法律角度上讲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能忽略，就算记者的报道构成了诽谤，那也是记者的职务行为，打官司应该把记者的单位列为被告，很明显，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是不合适的，更没有权利跨地域去拘传人，按照《刑法》的规定，犯诽谤罪，被害人告发的，法院才受理，否则不受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起案件中显然够不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也就是说， 假设被诽谤案成立，报道中所指的领导干部是受害人，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告发，这个罪名才成立，《刑法》中规定的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告人自愿不告诉的，刑法不予处理，但因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由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近亲属告诉的案件，按刑法规定处罚。也就说，诽谤罪的受案是在法院而不是在公安机关，事实上公安机关是没有权利侦办诽谤罪案件的，更不能对涉嫌诽谤罪的犯罪嫌疑人执行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试想一下，如果被诽谤的对象是一个普通人，公安机关能立案调查并且按照侦查程序办案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随着短信、网络的普及，这样的案件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如果都去侦办，其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随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这种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当事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只是，法律是公正的，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特殊身份就走一条特殊的程序，编造短信的人构成了诽谤罪，收到短信或者传播的人，在这个案件中所负的法律责任就很轻，以公安来对付诽谤，虽然在观点上说得过去，正所谓“有危难找警察”，向警察报案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没有“擦边球”更没有“特例”，要做到以法服人，首先就应该做到依法行事，这应该是每一个执法机关惟一的行动准则。
　　稿源：荆楚网 作者：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