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平：“让座规定”：将道德付诸法律未尝不可

　　上个世纪末，有些人就提出了重塑中国道德、重塑国人精神的命题。鄙人一直有些担忧，首先担忧的是道德的重塑能否被公众接受。其次，重塑的道德又会是一种怎样的道德，标准何在？再次，道德的重塑采用怎样的方式？这些担忧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日前，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的“恶性事件”，不管是上海的“袭击警察”，还是贵州的“烧砸”，亦或是“火烧派出所”，一个个都令人提心吊胆，难以心安。没有人否认这样的事情是“恶性的”，也没有人否认这样恶性的事件会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是，人们必须承认的是，连续发生目的性强烈的“恶性事件”的背后有着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以民众视角的“恶性事件”，恐怕才能解开大家的疑问。
　　就南方的“跳楼讨薪”而言，就是欠薪和讨薪的矛盾。可事件一旦发生，“跳楼讨薪者”就会在在法律上的定义为“破坏社会秩序罪”。执法者并会对此做出惩戒，关押或者罚款。然而，当“讨薪者”连生命都舍弃的话，会在乎犯罪后的惩罚？处理这类事件，将犯罪人常规的处罚，关押起来并罚款，矛盾是被解决还是被激化？恐怕不言而喻。
　　更令人深思的是，利益诉求者瞬间就变成了违法者。就“跳楼讨薪”事件而言是这样，对于日前发生的诸多恶性事件也是这样。我们痛心的是矛盾的激化，我们痛心的是诉求者心理的变化，甚至是扭曲。当“跳楼讨薪者”以自身的生命为代价诉求的时候，我们或许还能体味背后的辛酸。但是，当“袭击警察致死致伤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时候曾经想过他们的心理为何如此迅速的转变，从个人的生命牺牲转化为了对于社会和公众群体的破坏？
　　几年来，文化、道德等领域的“重塑”络绎不绝，“思想解放”的号角也传遍了大江南北，不时还会引来这种法律法规的的出现。前不久因为“范跑跑”而改动的《师德规范》，以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座，会遭到罚款的《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不管是否存在争议，不管这些争议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标准和问题。但我确信，人们试图在为“道德重塑”寻找出路，也试图在为破解恶性事件的难题寻找出路。
　　道德和与之相符的法律合作，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道德的实现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毕竟法律有道德底线，道德是法律的升华的说法。然而，如何执行法律，在法律之外是否应该加强一下人本的措施关怀呢？就某“恶性事件”的犯罪者的处理而言，关键不在于对于犯罪者的惩戒、关押和罚款。这些措施不但达不到惩戒的效果，恐怕更会使得矛盾激化。因此，对于他们，心理的援助恐怕要比单纯的惩戒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当然，处理问题的关键依旧在于利益诉求者问题的解决，可是当问题尚存，诉求者却 已经采取了一些偏激的举措的情况下，心里救援防止矛盾激化，防止事件恶化恐怕要比单纯的惩戒更为重要。
　　因此，依照笔者看来，将道德标准付诸于“法律”也未尝不可。因为没有法律来约束，来约束，来惩戒，来救助，我们恐怕争论的不是有没有“法律规定道德”这碗饭，我们思考的恐怕是，我们还能不能见到“道德”这碗饭。

　　稿源：荆楚网

　　作者：韩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