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宇：问计于民要按程序进行

　　“问计于民”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宪法保障公民权利和监督政府行政的有效方法，应该广泛推行和实施，特别是遇到一些关系民生利益的大事。这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问计于民”的民和如何保障问计于民按照科学程序进行，使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著有成效。
　　问计于民，当然是问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但是，人民在不同的地域和时间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在农村的叫村民，在城市的叫市民，在军营的叫军人，在银行里称纳税人，在领导机关称干部或领导，在政府以外的人则被称之老百姓，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称谓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从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的角度来看，我以为更应该称公民为好。公民是一种法律语言，它享受着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四十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第二十七条则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职责，对于问计和献计的双方来说，都应该有这样的高度。
　　现在，问计该如何按照严格的科学的程序进行。
　　民主是个好东西，问计于民当然要按民主程序办事。如最近教育部就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集中了20个教育重大关键问题，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媒体也很积极，拿出了大块大块的版面和时间，发表众多人士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但是，细细一读就会发现，不论是城乡教育差别的问题，还是文理分科或不分科的问题或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多少年来大家一直在争论而且没有结果的问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大家一举手一统计，结果就出来了。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照顾了大部分人的意愿，这个《纲要》就是好的么？前几年人国人大常委会就个人调节税问题开过一次听证会。据新华社报道，听证会上有20名公众陈述人，其中主张维持1500元的有6人，主持高于1500元的12人，主张低于1500元的2人。报道中说“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听证会上多数人的意见，为更好地体现民主、反映民意，并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再次审议的草案将个税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这又是一个听取“大多数”人意见的例证。但是，明白人一看就清楚了，这种代表不同意见者的人数比例是听证会主持者事先就安排好了的，自然会一开就形成了与主持者事先愿望相符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让主张低于1500元的陈述人占到10多位（在全国要找这样的代表是很容易的），那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这样的程序安排结果能叫人信服么？这样的听证会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另外，民主和科学有时也不是一致的，我们不要忘了常说的一句话，真理常常在少数人一边。如何行使民主，如何保证科学，看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者，公民如何参与管理献计献策也是一个大问题。人们由于年龄、性别、经历和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关系，对众多的社会事务都会有自己不熟悉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特别是像一些类似卫星上天，航母下海，西部开发，南水北调以及华尔街的风暴和中俄两国的石油贸易，这样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不知晓也无法参与献策的。由此看来，问计于民有时候也是需要认真选择问题和选择对象的。英国人帕金森在他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就讲过因为请了一些不懂行的专家而作出耗资1000万英镑修造原子反应堆的错误决策事例。如今的中国大地，随处都可以看到各级政府问计于民的告示，大到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小到社区管理、乡村公约，中国人真是神了，什么都懂！不要忘了，中国的大多数人都很忙，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休息，不能事事都去问他们，那样，不但不是相信群众，而是有点扰民的味道了。请有关方面注意：问计于民要慎重。
　　问计大都有一个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特定时间和地方的民众来说，他只可能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当下和生活地方的事情，对于以后和更大范围的事情就可能考虑不多或不周全。在这种情况下问计于民，得到的反馈信息能够作为政府机关科学决策的依据么？除了民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须考虑，那就是目前我们实施的干部任期考核体制。某某干部，三年五年有的更短，就要从一个地方的县长转变为县委书记，由书记转变为市长，再由市长转变为市委书记，或由市委书记转变为省长了。如此的任期时间和地区的限制，不能不产生决策规划的短期效应。这种状态下的问计于民也要大打折扣。
　　问计于民是一种经常性的工作，不仅要讲究方法，有时还需要追问一下问计的动机是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时常在拷问我们的政府机关、领导干部。一个地方，大都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研究室，还有市长热线、信访办等一类机构。他们干什么，就是收集社情民意，专门从事问计于民工作的。很多事情，只要他们是认真地及时地有效地工作了，情况是可以掌握的，计谋也是可以提供的。两年前北京市为了地铁票价的问题搞过一次问计于民的听证会。据报道，过去北京地铁月票是带有福利性质的，发展到现在却有点畸形了，取消月票是势在必行。交通部门算的账是很清楚的，说明了取消月票是必须的，实行2元一票制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而且地方政府每年支付10个亿的财政补贴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市情这么清楚，民众大多数的利益又能够得到保证，财政上又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的主管部门还有必要兴师动众开一次这样的听证会么？我们为什么去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是为了什么，这确是问计于民中的一个新问题。不要让热热闹闹的问计于民冲淡了现有的正常工作。
　　对媒体的朋友也想说一点。当一个地方轰轰烈烈地进行问计于民时，我们的记者、编辑和老总们是否也该问一下，这样问计是否有必要，必要的问计该如何进行，又该如何报道。千万不能因为我们的报道让一些动机不纯的问计得逞，从而影响政府的形象，也干扰了民众的生活。
　　问计于民是个好事，它也是需要耗费人力和财力的。根据问计的意义轻重、范围大小、问题难易、实施缓急，需要按照科学有效的程序进行。行政管理已经从决策科学化走向程序科学化，这是一个新问题，愿大家都来出好主意，将好事办好。
　　稿源：荆楚网
　　作者：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媒体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