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宇：反思，改革开放30年的另一种纪念方式

　　改革开放30年了，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时下，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以为更要利用这个时机，好好反思一下30年来还有哪些失败的教训没有总结，还有哪些理论问题仍在束缚我们的思想，还有哪些禁区我们没有突破——目的与讴歌一样，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进步得更快，走得更好，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加民主自由，更加健康幸福。
　　既要讴歌成绩，也要总结教训。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各个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的正确经验，指导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必需的。但是，我以为还有很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它对我们以后的30年和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或许更有益处。
　　邓小平在1989年时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7页，《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的讲话至今快有20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教育发展得如何呢，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待遇差距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
　　邓小平在1992年时还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376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也有1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还存在不到位、不配套、落实不够等问题呢？
　　邓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的宏大气魄承认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邓小平主动检讨并负起了他应负的责任。这种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但这绝不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事。对于这种全局性的失误，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还有谁应该对这些失误负责任。自然，这种检查不是为了追究哪些个人，而是反思有哪些因素束缚着当时中央的思想，有哪些环节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当时的决策机制是否还存在着问题，以后如何避免产生这样的失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往深里面思考，除了邓小平说的这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在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小一点但在某地或许是“最大”和“大”的失误呢？十分遗憾，读了很多文章和领导人的自传，除了看到邓小平的自我检讨外，没有看到有关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反思，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我以为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党，不怕在检讨批评中成长。“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讲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人总是喜欢听好话，一个政党也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因为在人们的大脑神经中枢里有一个"奖励中枢"使然，所以从小到老，从平民到领导，没有一个不喜欢听好话的。因此，研究一下奖励学，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实施微笑服务十分盛行也十分重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体制和机制上研究解决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创造一个有利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和研究氛围，在我们这个有着封建专制长久历史的国度来说尤为重要。现在不是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么，我想，认真地不讲情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30年的教训和失误，这也应该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吧。
　　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需要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2页）恩格斯也说过样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4页）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做得不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将其概括为“摸论”和“猫论”）来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许有它一定的可取性，但是，绝不能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总结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中去。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方法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犹如闪电在雷鸣之前一样，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否则，再多的“学费”也是不够花的，花了也是冤枉的。早在70多年前的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满腔热情，不问河的深浅宽窄就贸然下河，轻者打湿衣裤，重者还会丢掉性命。更为严重的是，在30年中还有不少人就是扛着这样的“摸论”，以“交学费”为名，去谋一已之利或一地之利的。“过河”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造桥”或“修船”的问题，让理论界的学者们讨论来争辩去，拿出几个方案让决策机关拍板呢？这样或许需要花一点茶水费，这样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比起那些盲目的“过河”者来说，这样的“学费”会更少。“猫论”也是如此。能够抓住老鼠的的确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问题是，我们的科学界理论界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到底是白猫抓老鼠，还是黑猫抓老鼠，或是根据需要实施基因工程让白猫或黑猫变成抓老鼠的好猫呢？这样的效果不是更好，效率不是更高么？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对理论和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够。30年过去了，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新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我们是否应该变得更加聪明一些呢，对理论思想领域的管理应该更加科学更加宽松一些呢？大家都知道“头脑风暴法”很好，也都知道“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我们能否提倡一种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议论纷纷、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让一切热爱关心我们事业的人都能够充分地接受信息，发表意见，哪怕这些意见是错误的或被人们认为是错误的，都无妨——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30年来我们伟大成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鼓励人们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意识。不论是农村的承包责任制还是企业的自主权改革，不论是珠海的科技重奖还是医疗住房的改革，中央都在鼓励各地根据自己当的情况，拿出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举措来。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欣慰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更不能因此而照本宣科、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改革的路，发展的路，是在继承前人成功又超越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着未知的领域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路。在这里，既要有不畏艰辛不怕荆棘的开拓者，也要有为着既定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实践者，更要有善于学习和借鉴、敢于批判和否定的创造者。但愿这一切都能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行进，在宽容失败和宽容错误的环境里发展。在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文章说，某某事情就是因为一些勇敢者冒着坐牢甚至砍头的风险去试验、去创新，于是获得了成功。30年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还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么？
　　30年来，通过上下的努力，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相对过去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状况正在向着“说了不白说”的进步发展。但是，还不够。在这个舆论不一律的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或领导人喜欢用“一律”、“一言堂”和所谓的“主流声音”来代替议论纷纷的正常秩序。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发表文章批评了别人的观点或意见，却又不许别人回应和辩解。这种论辩中的不对等状况，与民主法制相悖，于思想繁荣不利，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改善的。
　　30年太长，只争朝夕。3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有一瞬间，但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却占了一半的时间，在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相比，与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夺取政权的28年时间相比，还是太长了一些。即便是在个人的自然生命时间里，30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们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2008年成功地举办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为此，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先人，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中华儿女成功了；对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世界，我们承担了国际义务，中国是值得信赖的。
　　但是，30年的时间还是太长。至今还有不少明知错了的理论大家还都认可，明知错了的行动上下都还在做。在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些错误盲目的理论是否需要批判抛弃（特别是一些花了巨资打造的所谓“工程”是否科学有效），那些应该甄别平反的历史是否应该列入议事日程，那些违心昧心的假话空话套话能否少说不说（包括那些社论中开头结尾的话和领导报告、大会主持人开头结尾的话），那些扰民损民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能否少些再少些？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很强韧性的民族，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好事将会越来越多，不希望看到的坏事将会越来越少。真理终究要战胜谬误，正义必定要战胜邪恶，英雄终究会打败小人，冤案必定会昭雪天下！但是，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事在人为，世上好多事情都是在人们的主观努力下能够实现的，所谓“时机不成熟”，非不能，是不为也。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做得好的事，既是行为人的义务所在，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搪塞和推委，我们不能不做那些子孙后代期盼赞誉的好事，也不能去做子孙后代会惋惜斥责的坏事。我们不能老是活在自己的后悔和后人的指责中，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后人。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政治民主的大潮，是任何人和任何领导集团都无法抗拒和违背的。顺应时代潮流，也就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共产党人打天下创伟业的宗旨所在，舍此，还有什么呢？30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这样，才能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快一点缩短；只有这样，才能将国民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快一些好一些。
　　2008年10月，《南方周末》的评论周刊推出了一期“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特刊围绕“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征集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来稿。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编辑部认为，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当我们的各级领导和普遍公民都能够做到以双方互为尊重、保障和热忱、责任时，我们的国家不是会以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繁荣的形象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么？
　　30年来，我们说了许多许多的话。30年后，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自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已经和正在说的变为现实。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契机，但愿我们以后日子能说好一些话，更做好一些事。
　　稿源：荆楚网
　　作者：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