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苇：处女膜不是警方洗脱粗暴执法的救命稻草

　　昆明“处女卖淫案”的法纪调查程序让人一头雾水。据媒体追踪报道，后介入的检察单位竟要给刘氏姐妹再次做“处女膜”鉴定，刘父不满而之发生争吵；云南省委宣传部相关人士则公开表态，刘氏家属与相关媒体存在造假行为，调查组正跟进调查，涉案嫖客也被警方控制。（6月8日《羊城晚报》）就本案程序而言，先是办案警方以打击卖淫为由违规执法，接着因缺乏起码证据被迫放人。被害人要求给个说法遭到推诿、拒绝，不得不求助于记者。一挨媒体曝光，舆情汹涌，警方立马公开承认办案粗暴，剩下的问题无非就是警方责任单位赔偿损失，责任警员接受调查处分。然而，已经步入正轨的案件正常程序又节外生枝，令人惊讶！惊讶的是检察院要对涉案幼女重新做处女膜司法鉴定——自证清白。真不知道幼女处女膜的状况跟警方涉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之间有何证明意义？莫非处女膜陈旧性破裂，就能洗脱暴力执法的不端？莫非相关检察单位忘记了检方介入本案的主旨？事实上，刑诉法等相关程序法非常明了，检察院介入昆明“处女卖淫案”，是在履行法纪检察监督职能，目的就是查清警方单位涉案警员有否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有否执法经济或滥用职权。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证据证明刘氏父女有否违法行为，只要为获取口供，使用暴力、威胁等不法手段，就必须接受法纪调查，依法受到处理。为此，检方法纪调查的重点就应该是办案警员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抓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是否表明执法身份？是否履行相关的、必要的法律手续？这是其一。其二，刘氏姐妹及其父母被带至派出所后，办案警员如何讯问，讯问中是否动粗？刘父软组织挫伤、肋骨骨折，是不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其三，涉案警员如实陈述办案经过没有？如果自述执法合规，则有义务去证明被害人伤情结果发生的原因。检方只有弄清楚上述这些问题，才有可能用司法手段还原当初现场情形，真实揭开实际执法的锅盖，准确认定涉案警员的责任——抑或还其清白。
　　令人遗憾的是，检察单位把重心放置于到幼女处女膜是否完整的枝节上，舍本逐末，偏离法纪司法调查的法定程序，使本案法纪检察走上歧途，令法律正当程序出现致命瑕疵。本来，担负法纪调查的检察单位和司法官员，行使的是调查司法者权力的司法者，应该具有更高层次的法律水准和司法觉悟，却是如此表现，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有意袒护警方，失却司法公信，有让法律监督机关蒙羞之虞。
　　人类法律价值中有一些内容与司法结果或结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过程中。这些程序规程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道德标准，属于“看得见的正义”。如果说一个案件最终司法结果是否公正，往往只有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的话，那么，一个案件的司法过程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司法程序有无明显的不公，则不仅为当事者所能感知，而且还能为普通公众所察觉。甚至于在有的时候，普通公众进行的价值评价就是通过观察法律实施的过程来进行的。这种“看得见的正义”就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决定了法治与任意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公众赖以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
　　其实，昆明当地政府部门一开始的反应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处置得很出色。可是，因被害人一方要求赔偿的要价不合理，或者媒体可能涉嫌炒作新闻，就猛一百八十度掉转船头，重新启动司法调查程序，以处女膜为救命稻草，为警方的粗暴执法寻找借口，突围脱身。如此所为，实在欠缺处理公共危机应有的慎重与理性，并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后果，从主动陷入被动。
　　稿源：荆楚网
　　作者：周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