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远离恐惧，看守所才有公信

　　7月26日，30岁的男子祁长江因在北京中关村附近倒卖3本假发票被抓，后被关押在海淀看守所。但9月17日，他在看守所中绝食49天后，治疗无效死亡。（《京华时报》12日报道）
　　“躲猫猫”、做梦死等事件之后，看守所又一次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之中。其中，警方有无虐待、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还有待上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调查。但有两个公权行使失范之处是很明显的。这再一次降低了公众对看守所的信任。
　　首先，祁某何以能绝食49天？49天那么漫长的时间，在看守所这个地方，祁某是如何绝食得逞的？1990年国务院的《看守所条例》第3条规定，看守所的任务包括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可见保障被羁押人员的健康安全是看守所的法定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看守所不是减肥夏令营，要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见。祁某一进看守所就绝食，10天之后，即8月6日，他被送进看守所内的医疗中心，19日被送进附近的医院，但他依然拒绝进食，体重迅速减轻。在9月17日，他陷入无意识状态，被送到261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海峡对面的陈水扁绝食没有两天，就被送到医院，强行静脉注射，作为“专政”机关，在整整49天里，看守所就真的没有强硬的措施来维持祁的生命？难道是大陆的看守所更懂得尊重被羁押者的决定，还是执法者的冷漠？
　　其次，祁某没有得到本应有的法律帮助，是悲剧的原因之一。笔者揣测，祁某之所以不说姓名并且绝食，是因为缺乏法律知识，试图以此逃避惩罚。如果当时律师与祁某见面，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乃至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结果对各方都是有利的。这从反面证明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多么重要，不只是对于被羁押者。所以，这种权利不应该被司法机关看成“负担”。
　　但祁的妻子带着律师去过海淀区看守所4次，看守所称查无此人。其实，海淀公安分局早已经与安徽老家的派出所核实过她丈夫的身份。警方解释称，一个月后才弄清他的真实姓名。即使是“一个月后”才确定其身份，按《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警方也应该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这样妻子委托的律师还可赶上会见祁某，避免绝食死亡的结果，但这没有发生，原因是警方称无法联系上这个已经四次前来看守所的妻子，而祁某死亡当天，派出所就联系到了他的哥哥！
　　据笔者所知，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建立了先进的指纹检索系统，祁某有劳教的前科，指纹检索很容易确定其身份，更何况家属还主动找上门，为什么认定身份这么缓慢呢？原来我国法律规定，羁押期限是从弄清当事人身份当天起算，这样警方就没有了尽快核实当事人身份的动力。
　　任何人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即使那个人事实上是有罪的，他的正当诉讼权利也是不能剥夺的。公权机关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保护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和诉讼权利，更是法治文明的标杆。
　　但中国的看守所，仍未完全摆脱200多年前方苞《狱中杂记》里那种中世纪式的阴暗氛围，牢头狱霸、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阻挠当事人会见律师等等情况并不罕见。从“躲猫猫”到今天的绝食49天，好端端一个人到了看守所里，就以各种诡异的方式死去，看守所的公众形象如此的不阳光。而事件后的调查结论，更不能得到公众的完全信任。若想挽回这个尴尬的局面，请司法机关首先学会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让看守所远离恐惧，才能赢得公信。
　　稿源：荆楚网
　　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