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月：为高检官员痛批滥用诽谤罪的言论叫好

　　“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是媒体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的。（2010年8月8日《钱江晚报》）
　　虽然公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但是公民采用匿名举报，发短信、发网帖、发文章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利益或声誉受到影响的直接责任官员，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批评的权利。
　　从“彭水诗案”到“稷山文案”，从“高唐网案”到“邓永固案”，从“志丹诽谤案”到孟州书案，从儋州歌案到进京抓记者案，从王帅帖案到记者被通缉案，5年来，全国至少发生了近20起因言获罪的案件。群众对此多有腹诽，坊间甚至传言，动用公权力为个别腐败分子遮丑，是怕揭开腐败的大盖子，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涉到更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发个短信、发个帖子提提意见、骂骂腐败分子就被抓了，还反什么腐败呢？”当诽谤案件常以公权力介入并主推时，一些群众便把国家的反腐决心，反腐行动质疑为作秀，使反腐成绩总是被误解为利益斗争下勾心斗角的必然结果。这次，作为国家的重要权力部门--检察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旗帜宣明的支持公民进行舆论监督，无疑是又一次展示反腐、打腐的决心，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关注，因此叫好声一片。
　　它好就好在要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官员不同于普通群众，就在于他是公仆，是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批评。公民享有对官员批评建议的权利，可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往往有错误的、不当的、与事实有出入的批评。当这些批评讯损害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时，他们不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感谢批评，而是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强力打压，以图告诫群众不可对领导指手画脚，使群众反感至极。
　　它好就好在要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在近年来颇受争议的诽谤案中，人们常为这些案件属于自诉或公诉而口水飞溅。难道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很难把握？恐怕不是。如果执掌法律的人，连社会都已形成共识的事情都把握不准，那还有必要让其尸位素餐吗？在公众看来，这些公权力堂而皇之地介入，并非办案者真的对法律出现了理解的偏差，而是骨子里没把公民的言论权当回事，所以才揣着明白装糊涂，为某些特权者和私利者充当打手和保护伞。
　　它好就好在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的制度。近年来那些所谓的诽谤案，之所以激起媒体与公众的不满，最终或撤案，或道歉，或赔偿，直至追究办案者责任，是因为问题就出在执法者那里。某些某些公权力机关虽有说了算的权力，但这些权力机关的执法者，不听法律的，却听当地父母官的，且不论是非曲直，甘受其驱使。于是当地官员说了算等于当地公权力机关说了算，使法律沦为某些问题官员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分子的私器。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要通过公民的批评、监督，使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被关进笼子里。否则，公民对权力的监督退让一步，权力就会更进一尺，最后，权力就会滥用乃至扭曲，使权力沦为拥有者谋私的法器。这不仅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势必损害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形象。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李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