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健：被嘲笑丑陋不是蔑视生命的借口

　　2010年3月30日，四川大学学生曾世杰在江安校区明远湖边将同校女生彭某杀死，并将另两名同校男生砍伤。事后，经多方调查和曾世杰自己交代，他与受害者并不认识，只是进入大学后，认为自己遭到周围同学歧视，又因容貌遭到别人嘲笑，最终出手杀人。（华西都市报2月17日）
　　2004年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一度让各界躁动不安：堂堂一个重点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因为被嘲笑贫困而连杀四人，异地抓获数月后被执行死刑。无独有偶，六年后悲剧重演，同为著名学府高材生的曾世杰，因为被人嘲笑丑陋而制造了一死两伤的悲剧，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曾世杰自称自己与马加爵的经历相似，但是更为相似的却是他作案时没有想到的：泄愤之后，除了无力的忏悔已再无希望。他后来的忏悔是：“如果当时没有杀人，我想我会是一个好人”、“如果改判，不说回报社会，至少以后踏踏实实做人。”
　　他与受害者并不认识，仅仅是因为外界的歧视而让他自认为“别人一直笑我丑，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这就是他杀人的目的。于是我们听到了各种出声音，或者近乎痛心的遗憾，诸如“年轻人太过冲动，只顾但是泄愤”、“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或者近乎痛斥的愤慨，诸如“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差”、“为什么要拿陌生人的生命发泄”；亦或者近乎悲观的嘲弄，诸如“现在的大学生素质越来越差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嘲笑别人被杀活该”等等。
　　我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因被嘲笑丑陋而杀人被判死刑的悲剧，挑战的是情与法的底线。
　　法理上而言，曾世杰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且作案时精神状态正常，符合各种犯罪构成的要件——尽管在杀人动机上仍有商榷之处，然而杀人动机并不能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他是故意杀人。曾世杰的二审辩护律师姚飞尽管愿意去改变这一切，却心知肚明：“曾世杰是个可恨的人，也是个可怜的人。作为一名律师，他可能只能用自己的辩护，给曾世杰带来人世的最后一丝温暖。”是的，他最多只能带给他温暖，却不能给他带来希望。
　　情理上而言，曾世杰的社会危害性集中表现在这次案件中，而这次重大的杀人案件是被一种畸形的心理所误导，他太缺乏爱了，正如有人评论，如果有人拉他一把，是不是还是这个结局呢？而周围的一些言论，那些不顾他个人感受而嘲笑他丑陋的那些人，一步步挑战着他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而言，曾世杰也是一个受害人，一个心灵的受害者。在这种伤痛得不到正确疏导后走上极端也就在所难免。而在他自己不能左右情绪的时候，所有应该出现的帮助都没有出现，包括校方应尽的责任。
　　一审判决后，对于曾世杰是否患有精神病的鉴定存在一些分歧，这也是他在上诉后可能改变死刑结局的最大或者说唯一的希望所在。不管是否可以免于与死神的对视，对于一个青春活力的生命的而言，已是伤痕累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但愿这一不堪忍睹的悲剧能够唤醒更多沉睡的青春。
　　稿源：荆楚网
　　作者：姜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