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慕堂：以恶制恶的计生捆绑执法该如何根治？

　　今年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在开学之前，王光荣已经得知，因为他缴不起22500元的“超生罚款”，4个孩子将被拒绝入学。贵州自去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被捆绑的不单是义务教育，医保报销 、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5月13日 京华网)
　　在地少人多的国情现实下，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了国策。然而，如同贵州的农民王光荣一样，在很多地方，民众依然存留了超生的冲动，造成法律形同虚设。同时，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国家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换言之，小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是无条件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家庭是贫穷还是富裕与此无关，他们的父母是否超生也与此无关。既然这是国家的庄严承诺，又有义务教育法作为保障 ，当地政府为何用计生执法“捆绑”孩子的受教育权？
　　实行“捆绑式”计生执法 ，显然是在为追缴超生罚款提供“抓手”，让无心或者无力的被执行人“知难而缴”。地方计生部门作为执法机关，在无法正常保障法律执行后，利用公权机关权力优势，对相对人进行要挟式执法，将计生政策与住房、入学、医保，甚至暂住证绑定执行，导致了诸多悲剧的发生。
　　那么，以恶制恶的计生捆绑执法该如何根治呢？
　　首先，捆绑式计生执法背后凸显的是执法不力的困境。当民众不守法甚至主动破坏法律时，执法机关缺乏足够有力的手段保证法律的执行，只能采取违法的手段执法。表面上看，执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实际上却是在践踏法律精神。从而让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法律不被履行，要么法律被以违法的方式履行。这种两难，不独出现在计生执法上，城管执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摊贩们占道经营破坏市容秩序，城管在执法时为了驱赶摊贩采取了暴力手段。整个社会陷入了以恶制恶的非常态境地。
　　其次，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也是王光荣走向崩溃的一大原因。王光荣家非常贫困，加上病痛、牢狱之灾、多子女等原因，家中经济已经不足以解决温饱，因此，2万多元的罚款在他面前就成了天文数字。如果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比较完善，那么这样的家庭应该得到扶持。可是，政府没有救助，反而逼交罚款；社会没有救助，反而露出无数冷漠。内忧外患的他，只能有一个感觉：“没法活了！”
　　法律执行的两难导致了执法主体和相对人的双输局面，相对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执法主体的公信力也受到极大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自始至终被工具性利用或遗弃，法律丧失尊严，法治之路依旧遥远。民众不守法是导致这种双输局面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执法机关在执法时缺乏科学合理的执法手段才是罪魁祸首。
　　王光荣的死，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个人角度看，都没有一丁点儿“光荣”。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彻彻底底的社会耻辱。因为贫穷、无知，自己陷入了绝境，因为“中国特色”的捆绑式执法，又在这个饱受磨难的心头再次狠狠地捅了一刀，这个男人，就如此抛弃妻子地离开了人世，留给我们的，可不仅仅是叹惋和痛惜，更应该做的，是反思，是补救。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有着温暖，也有责任让人们平安、富裕、幸福。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李慕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