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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简:电影《亲爱的》折射了怎样的制度之殇?

发布时间: 2014-10-16 17:20:55  来源: 荆楚网  作者:素简  进入电子报

  电影《亲爱的》讲述的,是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找孩子,以及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如何为夺取孩子做抗争的故事。影片细腻写实,对拐卖儿童问题及其引发的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刻画,展现了温暖厚重的人性力量。观影过程中几度湿了眼眶,但真正让笔者耿耿于怀的,不是为人父母失去孩子的痛苦和绝望,不是人贩子的可恨可憎,而是当下制度的墨守成规和不近人情。
  影片中孩子丢之之后,其父田文军去派出所报案,接警人员以“未满24小时不能立案”为由拒绝了他。后面的情节证明了,如果警察及时立案、迅速调动监控录像,也不至于闹出这一悲剧。田鲁夫妇在警察局报案时,警察淡定的告诉他们“在这一年我们已经接到了xxx起,孩子丢失的案子,他们刚开始的样子就和你们现在一样,你们也别激动了,去留个DNA存档就回去吧”。
  警察的说法俨然是对孩子丢失的消息见怪不惊,那么既然一年又那么多案子,街道孩子丢失的消息,第一反应为何不是孩子被拐卖了,从而迅速行动起来?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虽然警察的拒绝是“按制度办事”,可这样的“按制度办事”实在难逃“懒政”和“不作为”之责。
  接下来,在韩总去办理生育证的场景里,同样上演了“制度”与“感情”的冲突。韩德忠要办理二胎的准生证,却被计生人员要求出示“第一个儿子的死亡证明”,这样的要求犹如俨然变成了压垮韩德忠情感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韩德忠所说“我们坚信我的孩子没有死,我的孩子丢了整整6年了,我们找了6年了,现在你告诉我们要给他开一张死亡证明,我的儿子他没有死啊。”
  这一声呐喊出自肺腑,面对硬邦邦的“制度”,感情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虽然最后韩德忠孩子的生育证办下来了,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是“制度”让步于“情”,还是“情”妥协于“制度”,导演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是在韩德忠所说的“合法的”三个字里,我们读出了浓浓的无奈。
  回味整部电影,发现原本历历鲜明的角色,竟然面目模糊起来。无论是贯穿电影始末的田文军、占据大半分量的李红琴,还是帮李红琴打官司的小律师高夏,逐渐都浓缩成了自己群体的影子。无望的独自寻找孩子的父母,被人歧视的没有文化的农妇,势力冷漠保护膜下裹着善良和柔软的你我他。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自己惊天动地的故事,在制度的游戏规则下上演着挣扎。
  可以说《亲爱的》是一部写实的纪录片,主角们演绎的故事是真实的,里面反映的“制度”与“感情”碰撞也是真实的。这样的碰撞,如清澈的溪流一样,没有丝毫的艺术加工和装饰,就那么真实自然的贴合实际。但就是这样的实际,生生的硌疼了我们的神经,钝钝的,犹如“慢刀割肉”。
  有人说陈可辛太过大胆,将这样的“碰撞”搬上大荧幕,但笔者看来,陈可辛的“大胆”实在是用心良苦。制度之下的“法理矛盾”,只有广而告之,拿出来晒晒太阳,才会得以解决,如果一味的藏和掖,其结果只会是腐烂和颓败。
  稿源:荆楚网
  作者:素简

(本文来源:荆楚网 编辑:魏霭琼)
关键词:亲爱的;折射;制度;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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