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从“审批最少”迈向“环境最优”

　　2015年湖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更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并围绕此提出了若干相应路径。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简政放权是调动市场活力、优配市场资源、改善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是“政府包揽一切”向“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更优治理格局靠岸的渡轮。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292.5万户，呈井喷之势，透露出市场需求对这一改革的空前热度。为此，政府更是逢会必谈，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有21次强调简政放权，而每一轮削减下放都有“高含金量”的成果；此外，中央拒绝“放水”刺激就业率，其底气亦来自简政放权。
　　全面深化改革，湖北已经走在前列。作为“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我们并不担虑“后有追兵”，反而更在乎改革的深度与效果、更介意隐蔽于改革途中的未知梗阻，加载社会成本、延缓改革进程。若把简政放权比作一场棋局，则削权与“维权”的利益博弈在所难免。欲谋划简政放权“先手棋”，就必须用好制度理顺行权规则，靠博弈促成双赢。
　　量与质的博弈。审批事项大幅削减之“量变”固然展示出改革决心，但改革也绝非靠简单的“数字加减”来实现。相反，过分看重“数字权重”，极易给投机者预留“活动”空间，或导致审批事项化整为零、保“重”削“轻”的“虚减”现象，或出现少数未与政府部门完全脱钩的中介扮演“第二政府”角色、成为新的障碍，或因部门之间协调衔接机制的空白而形成制度真空或壁垒，将改革的势能抵消。
　　也可见，数字不代表成效，社会回应和市场反响才是问题核心。总之，要实现“从审批最少到环境最优”的应有之义，则须借制度谋“质变”，用“负面清单”诠释“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市场规则，靠加强对简政放权的督查评估，提高审批质效、力破“中梗阻”，切实打通政策出台实施到落地的“最近一公里”。同时做好打“攻坚战”乃至“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放与管的博弈。减少腐败是简政放权目的之一。不能简单对其放之任之，还须“放、管”同步同频，以避免放权之后出现的监管“真空”和由此导致的“放收”怪圈。否则，因重组而成的“权力洼地”极易诱发新的弊病。
　　“放”有利于改革红利释放，“管”则益于创造公平环境。两者缺一不可。当务之急，既要依法厘定政府权力边界，借助科学监管体系向社会公开政府权力的运行轨迹，逐步将政府“权力清单”置换成公民的市场“入场券”；又要创新监管手段和机制，系统加强对准入市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放松而不放纵”。
　　此外，在向市场放权、向地方分权同时，主动向社会“移权”，意即引入社会主体参与非许可类审批事项，从而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职能优化组合，提高市场效率。
　　简政放权，注定是一次权力本位与市场逻辑的深度博弈，触及灵魂、永无终点。而今，改革已驶入“深水区”，剩下都是“硬骨头”，要涉险“泅渡”、要啃掉“硬骨”，就必须自我革命、打破“对事前审批的迷恋”，学会顺应和借助市场导向，彻底摒弃权力固持的“治下”思维，心无旁骛地直奔改革主题。也只有实现了“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身份走向契约”，改革才算实至名归。
　　稿源：荆楚网
　　作者：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