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再“能”，也必须置于制度的严格约束和监督之中。良好的制度设计，必须做到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吏的能力，又要把这种能力约束在依法执政的正途。（3月23日《北京青年报》）

　　“稳、准、狠”，真可谓是十八大之后中纪委惯用的“打虎”模式，更是让贪腐官员“坐立不安、忐忑不已”。今年两会后，5天之内4名副省部级高官被宣布接受中纪委调查，相信众“老虎”的审判、定罪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闪亮大众眼球的是，这4名高官除了同样身居副省部级高位之外，媒体曝料都曾被部属和舆论认定为“能吏”。 那么，“能吏”腐败缘何迎来宽宥？值得反思。

　　古语有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能吏”，乃借用中国古代官场的称谓，意指那些“很能干的吏”。长期以来，既“能”又“廉”，是百姓对官员的理想期待，却又几乎从来不曾实现。无论是当下“棒打”的仇和、徐建一等4名“大老虎”，还是此前落马的刘志军、刘铁男、李东升、李春城等一大批部级高官，几乎都是可以用“能吏”来解释词义的范例，他们在其风华炽盛之时，几乎都不负“能吏”之谓，且多为某一领域之翘楚，亦都给公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甚至不惜对其贪腐劣迹作出某种宽宥。

　　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能吏”之所以能受到格外的看重和欢迎，与改革开放的核心要求和百姓的殷切期盼分不开。在很长时间内，仇和这类作风强悍、一往无前的官员，不断被派到官风保守、经济落后的地区去“啃硬骨头”，也足以看出其上级对这些能吏的器重。“机遇与风险并存”。于是乎，一旦一些地方，在“能吏”官员贪腐落马后，其原来主导的一些正常项目、工程也随之停滞，其继任者或因避嫌，或因其他考量，不愿做“能人”，为免犯错、宁可少干活。

　　“离了红萝卜照样能开席”。不得不说，民间怀念落马的“能人”，无疑给反腐成效蒙上阴影。为此，在打掉“能人腐败”的同时，要让清廉能干的官员加速脱颖而出。这就要求从制度上下功夫。正如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上所言，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决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爱护更需严格要求，纪律执行必须求细、求实，抓“小问题”做“大文章”。

　　“矜持规矩，慎作方圆”。在笔者看来，“能吏”绝不是将功抵过的挡箭牌，反腐棒打“老虎”无需问出处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中国公众也必须尽早走出对能吏的过度期待。要想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性政治生态，最关键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在权力运行的全程设置关卡监督。甚至可以说，一个官员越是精明强干，其手中的权力越要受到完善的监督和制约，否则他一旦腐败，后果也越严重。当然，这不是说平庸懒惰、无所作为的官员就不需要制约和监督。只有干部选拔机制上也跟上步伐，清廉能干的官员才会脱颖而出，反腐的成效才会最终彰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稿源：荆楚网

　　作者：陈小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