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讨论的展开，“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再引起关注。有北京读者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前结婚，补办相关手续被要求证明“老两口是老两口”，遭遇不小麻烦。（5月12日《新京报》）

　　“证明我妈是我妈”，类似啼笑皆非的证明并不少见，要证明亲缘关系、证明没有犯罪、证明没有超生、证明没有买房……这些证明不仅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证明不好开，但公权部门就是需要这样的“奇葩证明”，尽管满腹牢骚，你还不得不办。于是，托关系走后门的事就盛行起来，增加了腐败空间，败坏了社会风气。

　　“无证明，不存在”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要求个人提供诸多证明才能获得某种服务，其直接目的往往就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了信息筛查成本和后续的责任承担风险，是以个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的“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务对象的具体立场来思考行政作为，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

　　在信息化时代，各职能部门之间想要实现公民信息共享，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让数据多跑路，让民众少跑腿，信息化早就为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管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之所以需要盖章、开证明等“自证清白”的事情仍旧多如牛毛，关键在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与责任推卸。

　　不可否认，一些特殊的证明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过多过滥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审批事项仍旧太多太繁，动辄要求办事群众开证明，俨然成为一种刁难民众的权力异化。即便政府部门的初衷是好的，也应该在符合实际、征求民意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把本该“接地气”的公权力“最后一公里”，弄成了高高在上的“高架桥”。

　　尤其是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最后一公里”权力的僭越，不仅易把好好的民生经念歪，让本已明确的简政放权政策无端起了风波，影响了执行效率，影响了干群和谐，添堵地方发展。

　　需要警惕的是，公权力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跑偏的情况，在时下仍不鲜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告诫仍提醒我们，在公权力的“国道”上，任何一段路程，“驾驶员”都要遵章守法、兢兢业业，来不得半点懈怠。否则，简政放权也是一句空谈，在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路上，期待少一点“奇葩证明”。

　　稿源：荆楚网

　　作者：梁子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