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6日国际在线）

　　刘玉村委员认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这“脉”是号对了。但据此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显然是开错了方子。

　　表面上看，医疗资源失衡似乎是各大医院出现“号贩子”的某种“必要条件”。诚然，假如医疗资源充裕，病人都能挂上号、看上病，“号贩子”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但是，“号贩子”和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终究是两码事，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关联。说到底，“号贩子”是寄生于医院肌体上的“毒瘤”，医疗资源再紧缺，都不是“号贩子”合法存在的理由。

　　市场经济社会，商品的价格因供求关系的改变随行就市。但是，医疗服务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医院院长更不能沦为“坐地贩子”。某些商品价格太贵，老百姓买不起并不会因此影响基本生活；看病难、看病贵则不一样，将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正是医疗行业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治理“号贩子”不能简单的运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由于历史欠债等原因，医疗资源供需失衡问题一时半会儿恐怕还难以解决。刘玉村委员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经济杠杆解决号贩子问题，可能带来恶劣后果：部分贫困患者在高挂号费、诊疗费前面望而却步，有病只能在家“干熬”；还有一部分患者砸锅卖铁硬着头皮看病，必然因病致贫；对于有钱的患者来说，看病当然不是问题。提价让医院客观上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的医院，严重背离了公立医院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医院出现“号贩子”，刘玉村委员觉得很委屈。他说，“有的‘号贩子’都能住别墅了，但是我们医院却背负了特别大的骂名。医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当保安不挣钱不如当‘号贩子’，他在当保安期间摸清了医院所有的规律，然后辞职了，变成了‘号贩子’，所以保安和‘号贩子’很难不勾结，各家医院都有这种现象。”

　　医院果真管不了“号贩子”？答案是否定的。不错，医院保安大都是社会外派的合同工，这不是医院对保安无法管控的理由。医院跟保安公司之间应该签有合同，对保安的去留，医院完全可以掌握主动。若论医疗资源，在建国初期乃至六七十年代远比现在紧缺，为什么医院反而没有“投机倒把”的“号贩子”？关键还在于医院敢不敢动真格。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刘玉村委员上述发言当天，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回应“号贩子”问题时也有一个表态。李斌表示，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会同公安部门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号贩子”。目前，北京、上海、广东都采取行动，要保持高压态势，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实名制。李斌还说：“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老大难问题会有信心解决。”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的这个表态，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的确，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当务之急，可以开展专项整治，从长计议，要通过改革倒逼，改善医疗服务，推广预约诊疗，建立分级诊疗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