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5日国际在线）

　　医院有“号贩子”问题存在并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简言之就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一定地域内，医院覆盖半径过大，服务的人口过多，医疗设施建设及医护资源配备的数量及质量上却远未跟上，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看病就医需求，必然呈现门诊前排长队、住院没床位的紧张不堪景象。另外，名医专家门诊，患者慕名而来，也会加剧就诊排长队情况。如此，为了让患者能及时就诊，家属才要找捷径，从而让“号贩子”有机可乘。

　　这样看“号贩子”问题，并不是钱的事，哪里是可以通过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就可以遏制、杜绝的？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同时降低药费检查费，貌似患者承担的费用没有变，医护人员的收益也不会受影响，但药品供应环节必然大受干扰，要导致药品市场混乱、药价波动。当医院所供药品价格与市场零售价相差悬殊，是否被允许，是否公平，显然很值得探究，尤其要被质疑。

　　事实上，准许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的同时，极可能难以让药费检查费降下来。届时，患者及家属的权益难保障，要大受侵害，并最终加剧“看病贵”。“号贩子”因为挂号费提高了，当然在“倒号”时要投入较以往多许多的成本，那么他们一个门诊号位抛出，一定不会对患者家属心慈手软。这提高的费用最后要由谁来埋单，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

　　或许，挂号费提高到一定额度，也可以让“号贩子”遭遇不可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一个挂号费不能高得离谱，超过一次诊疗费用吧？

　　需要警惕的是，挂号费提高了，或许也未能遏制“号贩子”问题，那么就该探讨推行挂号实名制。当实名制、高价号仍不能遏制“号贩子”，那么就该怀疑“号贩子”其实是和医护人员联手的，是利益共同体，在搞私下分成。由此反思院长委员关于遏制“号贩子”的提案，就很蹊跷。提高挂号费可以是针对“号贩子”的，而提高诊疗费用可是针对医生的，何以有这令人费解的“双费并提”？恐怕只有“号贩子”与医生“私下分成”的行为可作注脚。说白了就是，“号贩子”是医生指使的，也是医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的。

　　总之，靠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来管“号贩子”，不是好主意，甚至涉嫌动机不纯。遏制“号贩子”问题，必须一抓源头，要下大力扩大医疗资源，多建医院，并努力提升医护人员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二抓监管，要切实加大对“号贩子”的打击力度，其中更要严厉追查相关门诊医生及主管领导的责任。

　　凭任“号贩子”猖獗，优质医疗资源只会被社会精英阶层、高收入群体占有，这除了动摇群众健康这一“幸福之基”，从而伤害民生，让群众丧失获得感，更会加剧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文明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进步。

　　稿源：荆楚网

　　作者：贾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