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词语就跟刀、铲、锯、锥一样,用久了,是会被磨损的,会失去其表现力、穿透力。词语也要换着用,就像一个工匠,他的工具箱里,同一种工具,特别是使用频繁的工具,肯定不止一件。昨天一则新闻报道里的六安市民,就比较善于用词。
据中国之声报道,最近,安徽省六安市以二十四孝故事为题材制作了一批街头公益广告,其中有“郭巨埋儿”的故事,不过在宣传牌上被改成了“埋儿奉母”,挂在路边的护栏上,一些市民说,看到“埋儿奉母”,觉得“瘆得慌”。
“瘆”(shèn),即害怕,惊恐。是一种从感官如视觉、触觉深入内心的恐怖。“瘆”比”怕“更有描述能力,能够比较具体、生动地表达恐惧心理发生、发展的过程。六安市民之所以用 “瘆”字,应该是觉得“怕”不足以描述“埋儿奉母”对自己的刺激,不足以描述这个故事的阴森、恐怖。
六安的主事者大概也觉得无缘无故“埋儿”不好,把“郭巨埋儿”改成“埋儿奉母”,强调了孝义,“埋儿”有了正确的目的,“弘扬传统文化”就师出有名了。但是,即使是 “埋儿奉母”,六安市民为什么还是觉得“瘆得慌”呢?对任何一个为人子、为人父者来说,“母”与“子”都是亲人、骨肉,都是不能割舍的,而 “埋儿奉母”的故事非要把亲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血脉相承的亲人变成你死我才能活的敌人。很难相信,一个人性健全的人,有“不忍”之心的人,会这么冷静地编织出这样的故事来。“埋儿奉母”的故事,浸透了这样的“冷静”,才叫人“瘆得慌”。
确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埋儿奉母”就是告诉你在两难时应该如何选择—这是所有寓言的特征。所谓寓言,就是有普遍价值的故事;“寓教于乐”里那个“教”,就是普遍意义、普遍价值;而“故事”,总是被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寓言“先天”具有把某种价值普遍化、绝对化的功能,读者接受了这个普遍化、绝对化的价值理念后,是不会再去追问寓言背后的东西的。郭巨家境贫穷,生了儿子后,怕养不活母亲,才去埋儿子的。“贫穷”才是郭巨的困境。即使你不很情愿接受 “埋儿奉母”这个选择,但是,你纠结于此,视线被局限于此,寓言的教育功能就实现了一大半—这时,你不会去问郭巨为什么会陷于贫穷。而且故事也不提供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切断了往这个方向追问的可能。这也是传统寓言的一大特征:语境的封闭性,与普遍性、绝对性三位一体。不能追问的东西,就是天然合理的,命中注定的,你就在“埋儿”与“奉母”之间做决定吧。这样,“贫穷”这个社会问题,被改写成为家庭问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被改写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生存资源分配问题。
一般认为,孩子代表未来,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家庭来说,都是如此。在“埋儿”和“奉母”之间选择,也是在未来和过去之间选择。本来,“过去”和“未来”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不能割断,也不能取舍。“郭巨埋儿”,倒是很能象征一种文化传统;对“未来”很随便。郭巨已经很贫穷了,不能同时养活母亲和孩子,但还要生孩子;生了又把他埋掉。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是最大不孝;不埋掉孩子,也是不孝。生了又埋掉,他的孝道就无懈可击了。在这样的孝道里,其实是没有“未来”的位置的。这是故事最“瘆得慌”的地方。
传统寓言的封闭性,把“未来”这一最重要、最人性的价值维度排斥在外;更不用说另一个思考维度了—在有人为奉养自己的母亲而埋自己儿子的时候,有没有人,让别人埋儿而奉他自己的母亲?
六安市民见了“埋儿奉母”,觉得“瘆得慌”,说明他们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很健康,对“埋儿奉母”这一外部刺激有灵敏而恰当的反应,这是自“五四”以来新的、人道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那么,六安的主事者为什么要宣传“埋儿奉母”呢?如果他们认真读、认真思考过这个故事,相信他们也会感到“瘆得慌”的,他们毕竟也是正常人,相信他们有正常的感觉和判断;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读过、思考过,没有任何感觉。鲁迅把这种心理和行为直接命名为“不认真”。一边对传统文化没有认真的态度,一边却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这种“不认真”的普遍存在,是当前最叫人“瘆得慌”的地方。
要认真弘扬传统文化,就要分清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才能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当代社会文化对传统价值的渴求。
稿源:钱江晚报
作者: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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