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门要求降“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就提高“设备检查收入比重”。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按照医疗专家的说法,“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2月20日《北京晨报》)
尽管“7个支架”事件再度引发了对于过度医疗行为更激烈的质疑,但,与其说这一事件是过度医疗现象的变本加厉、登峰造极,毋宁说是当下医疗体制痼疾任其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症状罢了。
事实上,真要说“7个支架”与“抗生素滥用”抑或“贵药得宠”有什么差别的话,不过是前者涉及到了手术,而从本质上来看,所有上述现象其实并无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7个支架”其实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物,更多不过是“老故事”演绎出的“新版本”罢了。
现实中,搭桥手术是心脏病治疗最好的方案,医生似乎却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利益驱动对于医疗服务的扭曲更是彰显无疑。
在当下一些地方的医疗机制之下,无论是业绩考评、创收核算,医院其实完全是按照公司的模式在运营,被戴上了业绩紧箍的医生们,瞬间完成了从“医者”到“商者”的角色和思维转变,也就并不意外了。
基于上述视点,只要医疗体制一日不剔除其逐利性,不回归医疗服务的本意,不让医疗服务本身体现其价值,或是医保这一医疗服务埋单者对于过度医疗的约束机制继续缺位的话,那么,“7个支架”显然还不是终点,这则“老故事”也还将继续打破纪录,并演绎出更惊人的新版本。
稿源:楚天金报
作者: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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