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陕西华南虎事件是整个社会的耻辱

　　回顾有关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从政府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华南虎，到政府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诈骗案件侦查终结。政府主导的色彩非常浓厚。假如，仅仅是假如，政府机关最终作出了相反的结论，那么，新闻媒体该如何发布消息，这个由新闻媒体发现并且炒作的新闻事件，将会以何种方式收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给我们提供了程序性的规则，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仍然采取以往的姿态，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我们仍然免不了会上当受骗。批评政府，需要批评的技巧；相信政府，需要自我取证的能力。如果一方面批评政府，不相信政府给出的结论，可是另一方面却没有自我取证的能力和经验，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像华南虎事件一样，让政府拥有最终的裁判权。
　　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处理陕西华南虎事件当事人，始作俑者周正龙因涉嫌诈骗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而推波助澜的陕西省林业系统13位官员，则因玩忽职守或者官僚主义而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
　　从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公开宣布陕西镇平县发现华南虎，并且公布华南虎野外生存照片，到陕西省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事件当事人的最新处理结果，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先是由一位植物学家对照片中的树叶表示怀疑，并且以赌咒发誓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而国家林业局的介入，非但没有平息社会上的争论，反而使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华南虎年画的出现，似乎给这个荒诞的闹剧注入了新的元素，而法律工作者提起诉讼，则使得这一新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诈骗案件。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纯粹的田野考察社会新闻为何逐渐变成了社会闹剧？当地行政机关官员为何急不可耐，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回应社会各界的质疑？陕西省林业机关在处理有关华南虎照片的时候，为何没有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提请有权机关对照片的真假作出实质性的审查？当全国各地传出华南虎年画的消息时，最先对华南虎照片进行鉴定的专家们为何没有发表声明，对自己的鉴定结论负责？更重要的是，当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华南虎事件的时候，为何采用网络批评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田野调查，主动发现事件的真相？
　　回顾有关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从政府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华南虎，到政府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诈骗案件侦查终结。政府主导的色彩非常浓厚。假如，仅仅是假如，政府机关最终作出了相反的结论，那么，新闻媒体该如何发布消息，这个由新闻媒体发现并且炒作的新闻事件，将会以何种方式收场？
　　华南虎调查结论公布之后，许多新闻媒体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在政府主导的新闻调查中，新闻媒体可悲地扮演了“起哄”的角色。在这一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贡献或许就在于，不断地骚扰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不断地提出质疑，并且希望政府机关干预。这种仰赖官府提供权威信息的做法，非但不会建立真正的新闻市场，反而会形成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当社会公众发现问题之后，新闻媒体不是主动介入调查，从而自主地发现问题的真相，而是不断地制造新闻效果，从而引起公众广泛注意，最终“感动”执政者，并且由执政者作出最终的结论。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惧的姿态，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方式。新闻媒体当然可以批评政府，新闻媒体也可以信赖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可是，当政府提供的信息不可靠的时候，新闻媒体应该主动地发现问题，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关华南虎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只知道发出各种反对的声音，却从来都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好在还有一些法律人士介入其中，通过司法控告的方式，推动司法机关启动侦查程序，从而使整个事件峰回路转。
　　所以，在这一闹剧中最应该反思的恰恰是新闻媒体自身。是他们将一个农民的诈骗行为，变成了一个举世关注的社会闹剧；是他们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虚假故事，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社会新闻；是他们将一个农民拙劣的表演，搬上了社会新闻的大舞台。新闻记者既不懂得调查采访，也不懂得沉默，正是在新闻记者如无头苍蝇般的采访报道中，整个新闻事件高潮迭起，并最终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荒唐连续剧。
　　当然，中国人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当所有的案情似乎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把目光又一次集中到政府官员身上，希望那些行为不检的政府官员，承担应有的责任。然而，政府官员承担责任是否真正减少了社会成本？政府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是否重新树立了行政机关的威信？
　　当新闻媒体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那么，这样的结局就是必然的结局。虽然这样的结局并不圆满，但至少给人们一个需要的答案。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真的是正确的么？
　　在民主社会，政府是社会公众监督的对象，也是新闻媒体批评的靶子。新闻媒体可以把政府假想为不可信赖的被批判者，但是，新闻媒体必须学会自我发现真相。如果一方面不相信政府作出的各项决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政府给出最终的答案，那么，新闻媒体永远都徘徊在希望与失落之间。正如一些新闻媒体所分析的那样，当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很多新闻记者私下议论，这是不是又一个政府出面，为了平息公众的议论，而作出的丢卒保车结论？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一事件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耻辱。中国正在艰难地进入公民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公民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但也有提供真相的义务。如果只是批评政府，而没有主动发现事件的真相，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将社会矛盾复杂化，将新闻事件变成一个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闹剧。
　　从政府公布华南虎照片，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终结华南虎事件，人们不能不承认，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是谁让政府的权力如此庞大，是谁让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政府当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官员为了升官发财，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新闻媒体时刻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官员为所欲为。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有关华南虎的闹剧中，所有的新闻媒体几乎都将目标最终指向了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但是从来都没有仔细拷问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作出荒谬的决策，原因就在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是新闻记者能否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运用新闻报道权发现事实真相？假如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官员身上，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由政府官员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
　　现在有人议论，对政府官员的处分是不是过于“手下留情”，更重要的是，假如没有政府官员参与造假，一个农民能否诈骗得逞？这些议论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上——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政府是可信赖的。可是，既然推定政府是靠不住的，凭什么要由政府来作出最后的证明？
　　所谓的社会正义，在本案中其实已经转化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新闻媒体能否通过自身的力量，发现事情的真相。假如新闻媒体不断地发现事实，并且接近客观事实真相，那么，政府某些官员信誓旦旦，为华南虎背书的行为，就会变得荒谬可笑。可是，社会大众所委托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似乎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们不断的利用新闻事件当事人所披露的信息，进行各种猜测，并且将问题变得荒谬之极。
　　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感到失望，那么，我们应该对自己感到失望；如果我们对这一事件所耗费的社会资源而感到痛心，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自己参与炒作这一新闻事件而感到痛心；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公民社会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应该修正自己的姿态，不再面向政府，希望讨一个最终的“说法”。
　　我们姑且把政府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看作是政府的结论，社会各界还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新闻媒体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用可信赖的调查结果，争取公众的信任。
　　透过这一事件，人们会发现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所作所为令人作呕，他们不是奔赴现场，进行田野调查，而是赌咒发誓，用极其粗鄙的语言，试图向公众灌输自己的结论。这不仅是专业精神的丢失，而且也是人格品行的沦丧。新闻工作者虽然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试图得到独家新闻，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将乞求的目光盯在政府官员的身上，极少数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甚至采用了文学的手法，虚构有关华南虎的信息。而绝大多数善良的读者虽然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新闻，但是从来都没有怀疑新闻记者的专业素养，也从来都没有认真思考，在这样闹哄哄的社会氛围之下，整个社会的运转是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回头看一看西方国家，在调查ＵＦＯ事件和乡村农田神秘图案时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能不为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感到羞愧。作为一个社会新闻，华南虎事件本来不应该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可是，从一开始，这一新闻就带有深深的政府烙印。陕西省林业厅抢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这一举世瞩目的“大发现”，而新闻记者穷追不舍，从而使林业厅的官员们不得不自圆其说，为自己的背书寻找官方证言。可是当新闻媒体上下求索，从陕西省林业厅到国家林业局，从国家林业局到陕西省人民政府，不断地进行炒作的时候，新闻记者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信息的荒原中不停地打转转。假如新闻媒体悬崖勒马，通过司法途径自行了断，那么，这一事件也许会峰回路转，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最终的结局却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陕西省公安机关侦查结果，而始作俑者被绳之以法，政府官员撤职查办。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真相吗？这难道就是在数月的吵吵闹闹之中，整个社会所需要的最终结果吗？
　　有人声称寺院着火，各地观众蜂拥而至，新闻记者上窜下跳，政府官员有苦难言。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闹哄哄的场面中，道路被堵塞，观众更颠狂，记者缠着官员，官员躲着记者，在近乎于捉迷藏的闹剧中，整个社会的资源悄悄地流失。信息的爆炸，伴随着信息的失真，而失真的信息，使整个事件最终成为闹剧。
　　不要让这样的闹剧再次出现。今后面对同样的问题，观众可以一笑了之。假如政府官员作出错误的决策，那么，新闻媒体应该要求政府官员公开信息；假如政府官员公开的信息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新闻记者应该收拾行囊，奔赴田野，直接收集证据。假如社会在不断地揣测、批评、质疑之中，耗费着资源，那么即使始作俑者被绳之以法，真相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们学会了批评政府，但是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我们学会了监督政府，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监督政府的技巧。华南虎事件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它不仅考验着我们是否具备批评和监督政府的素质，它同时还考验着我们，面对明显炒作性的新闻，能否抱有正确的态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给我们提供了程序性的规则，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诸如此类社会新闻，仍然采取以往的姿态，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我们仍然免不了会上当受骗。批评政府，需要批评的技巧；相信政府，需要自我取证的能力。如果一方面批评政府，不相信政府给出的结论，可是另一方面却没有自我取证的能力和经验，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像华南虎事件一样，让政府拥有最终的裁判权。
　　稿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乔新生（湖北省传播法研究会会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