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11号披露，安徽四所高校2010年一年内，检察机关就揪出13位副处级以上干部，他们的问题都出在校园工程建设上。
在社会有效监督体系没有完善之前，官员贪腐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正常”现象。高校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徽四高校“一年13腐”不过是继续印证“有多少工程就有多少腐败”的又一个样板。
但高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程呢？
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一降再降，大量小学、中学、中专技校乃至普通高校校舍空置；另一方面却是部分高校盲目上档次、上水平的扩建、升级。此种让人看不懂、猜不透的“科学”决策，除了真正培养人才的需要外，尽可能多地为官员创造腐败机会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参考因素。
高校普遍“贪大求全”基于两种非理性认知。一是“大”就是强；二是“全”就是好。欠理性认知的根源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GDP”政绩思维。这种思维是令全社会嗤之以鼻的“教育行政化”的核心。具体标志便是将经济数据指标引进教育管理体系，用物质的形式管理精神层面的问题。
不难想象，当全社会都用多少篇论文，多少个毕业生，多少间校舍，多少个操场……来衡量一所大学好坏的时候，大学就不能叫“学”了，只能称之为“大”——因为我们忘记了“大学”这个偏正式词语里的“正”，一味地追求它“偏”的一部分——那个“大”字。直接的结果是由“大”字变成两座山，一座压住民众，让他们读不起大学，另一座压住道德，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机会。
令人不无“欣慰”的是，安徽四所高校发现的官员腐败大都还在百万号的初级水平，离“千万”号、“过亿”号的突破尚差一个档次。如果用“40岁没有4千万不要来见我”的观念看去，他们的“贼船”实在是翻得冤屈
稿源：荆楚网
作者：汪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