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山西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也许还显得有点内敛,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庆祝,但他们成功返贫,喜悦之情还是溢于言表。在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看来,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就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本来“小康县”是一件殊荣之幸事,但给大同县带来的却是求助无门。因为大同县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据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的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四成以上。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与大同县相比,邻近的灵丘县却是戴着“贫农”的帽子,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喜贫藏富不能不说是一件滑稽之事。由此灵丘县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帮扶,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其实,不论是小康县还是贫困县,往往是一些畸形政绩观,导致统计数据造假,掩盖了基层的真实情况。
我认为喜贫藏富,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喜贫藏富,捧着金碗讨饭吃的地方,缺乏一种监督机制,只知道一味的帮扶;二是对的确由贫转富获小康县的地方,缺乏一种奖励机制。
由此看来,在新的形势下,扶贫开发需要探索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帮扶机制。要鼓励让贫困县敢于“脱掉帽子”,“扔掉拐杖”,“站着去发展”;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出台系列新政,加强激励引导,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同时,对扶贫资金也不能一拨了之,要加强监管,既要输血也要造血,确保扶贫资金用到刀刃上。
稿源:荆楚网
作者:万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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