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中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来，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按照组织原则进行了报告。2013年，中央全面加强这项工作，实行报告抽查核实。最近，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从2015年1月起，随机抽查比例由目前的3％—5％提高到10％，同时坚持凡提、凡转、凡进必查。

　　有观察者将这项制度与国外类似制度对比，认为我们的制度更广、更全、更实、更严，具有中国特色、属于“中国专利”。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也可以预见，这是一个制度效益不断发挥的过程，更是以制度力量推进政治文明的过程。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中国特色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支点，其撬动的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首先，中国特色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内生于并促进了政治忠诚。不同于西方政党成员的朝三暮四、组织的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政党。这是党的政策能够坚决执行，党的宗旨能够充分体现的组织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办好自己事情的关键所在。这个凝聚力，就来自于党的成员对党的组织的高度忠诚。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员要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干部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情况，既是一种普遍义务也是一种高度自觉；而不同于在西方国家，将官员的财产申报作为一种“政治秀”和“政治开脱”，仅仅局限在少数高级干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内生于并促进了政治忠诚，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形象，更加符合人类对政治文明的高端追求。

　　其次，中国特色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契合于并强化了政治坦荡。“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人要光明磊落，要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坦白襟怀。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有这样一种传统情怀，能够做到“廉者不求非其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点不符合西方国家对人性本恶的理论预设，也不同于西方政治人物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谙熟和运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优良政治传统和官员个人修为的国家，实行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更多的意义在于对干部进行警示和提醒，而不是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对所有干部进行“底朝天式”的核查，并由此带来混乱和猜疑。我们进行适度的、有序的、有重点的核查，就是为了在成本和效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强化干部的政治坦荡，这也符合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第三，中国特色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立足于并提升了政治责任。在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认为“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领导干部的公德和私德都要过硬。这点不同于西方国家，他们对官员没有很高的道德要求，甚至公德和私德可以截然分开。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公众对个人有关情况的关心，并勇于将个人的家事、家产交由组织上掌握，这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政治责任。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才有执行的心理基础；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干部才能更加自觉地进行道德自律。当然，政治责任也理所当然地包括接受组织的监督，提高核查比例、推进动态覆盖、加大报告不实的处理力度，这些都能发挥震慑作用。可以说，我们的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让干部不想瞒报、不能瞒报、不敢瞒报，更有助于干部行为的塑造，更有助于政治文明的养成。

　　稿源：荆楚网

　　作者：胡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