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两名未成年人为救同学英勇牺牲，两人的行为被当地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但是，两家得到的政府抚恤金却相差53万。记者在对此事调查时发现，两家虽获得了政府的救助，却未得到见义勇为组织的表彰。更为尴尬的是，当地见义勇为基金组织根本没有这笔“基金”。（9月29日《京华时报》）

　　称其为“尴尬”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对瞬间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至今还在如何奖励上“讨论”，实在无法让人在感情上得到平衡。假如见义勇为者在奋不顾身的刹那，也有如此这般的考虑，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奖励见义勇为，既不是按劳付酬，也不是给先进工作者发奖金，而是为了弘扬社会正气，提升社会正能量，同时也是对英雄的家属的安抚。这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然而，两起见义勇为行为都发生在社旗县，两名未成年人都是为救同学英勇牺牲，但两家家属得到救助的标准却不一样。对此，当地相关部门的解释是，见义勇为救助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或许是实情，但对于同样的行为，同样的结果，相差悬殊的政府抚恤金，又有什么根据呢？诚然，见义勇为不是为了换取名利，但事后对他们的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不仅是对英雄人物的尊敬和慰藉，也是在为全社会树立高尚的道德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现见义勇为者作出了同样的牺牲，而在精神抚慰和物质奖励上厚此薄彼的现象，必然会让这种褒奖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

　　显然，对于见义勇为，在如何给予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上，相关的立法还不够明晰，所需的资金还没有及时到位。由于立法还不够明晰，造成了同样发生在社旗县的两起见义勇为行为，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两家得到的政府抚恤金相差53万；而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当地政府为其家人发放见义勇为的抚恤金，达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这在鼓励见义勇为的同时，也产生了类似于“同命不同价”的消极作用。这是有悖于奖励见义勇为的初衷的。

　　给予见义勇为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让见义勇为变得“有偿”。那么，这种“偿付”必须是绝对公正公平的。因为，这种奖励是对一种高尚情操的肯定，是给社会树立一个道德楷模，那么，在对此的物质奖励上，必须以统一的标准，维护这个形象的完整性，而奖励的额度，是最直接的价值考量。本来，见义勇为作为一种精神是无价的，但当因奖励额度上的不同，造成孰高孰低的区别，必然引发人们对见义勇为“值不值”的掂量。这就让对见义勇为的物质奖励与弘扬高尚的社会公德背道而驰。

　　毋容讳言，在有关“扶不扶”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见义勇为精神的缺失，别说舍己救人，就连助人为乐也显得难能可贵。在这种情况下，因见义勇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何等可贵的高尚品德？面对见义勇为者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相关的立法为何还拿不出奖励标准？为何即使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些却还没有“基金”？为何会有“2015年的全市表彰一般在2016年的上半年举行”的“惯例”？在已经显得稀缺的社会正能量面前，相关政府部门如此漫不经心，到底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是资金上的原因？

　　因此，奖励见义勇为，立法更应“见义勇为”。这是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稿源：荆楚网

　　作者：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