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与居民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6月7日央广网）
制度安排往往能为问题解决找到“突破口”，这一法则在医疗领域同样适用，就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因其可以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方便患者就医，缓解大医院诊疗压力，促进医患资源均衡配置，所以有望成为破解看病难的“灵丹妙药”。然而，符合条件的家庭医生数量不足、人才匮乏、待遇偏低、激励机制欠缺，影响了这一制度有效落地，因此，只有解决“不差人”和“不差钱”的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才能从理想照进现实。
家庭医生也被称为私人医生，兴起于发达国家，是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的新型医生。当前，我国居民集中到大医院看病，不利于改善医疗环境，也不利于合理控制医疗费用，而相比传统的求医模式，家庭医生可以结合服务对象的病史、体质等情况，对治疗或保健方案进行“私人订制”，增强服务的针对性。遇到疑难杂症，家庭医生又可及时地提供转诊服务。所以，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仅是患者的“福音”，更是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一剂“良方”。
诚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使寻常百姓享有“个性化”健康服务成为可能，制度的初衷可谓十分美好。然而，其在实施过程并未一帆风顺，在一些地方甚至卡过壳，究其原因就是家庭医生钱少、活多、没动力。比如，北京市在2010年就推出了“家庭医生式服务”，但迄今这项计划仍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其原因就在于家庭医生配置“僧多粥少”。家庭医生队伍缺口巨大，有限的人手本身还要负责日常门诊，完成上级分派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根本无力为签约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导致实施这一制度的理想与现实形成鲜明“反差”。
其实，人才短缺的背后，收入少是更重要的原因。放眼英国、澳大利亚，家庭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3-4倍，美国家庭医生的收入也是社会平均水平的3.3-3.7倍。而反观中国，家庭医生式服务没有一套完整的价格体系，干的越多，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再加上没有激励机制，谁也不愿意多出力，势必影响家庭医生的积极性。可以说，缺乏合理的薪酬体系，就很难吸引人才进入，也难以留住人才，进而可能导致家庭医生制度“名存实亡”。
就诊需求客观存在，必须增大家庭医生的供给，供给的进一步提升，才能为签约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待遇激励得到落实，签约服务才能真正迸发活力。由此而言，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关键得解决“不差人”和“不差钱”的问题。一方面，要扩大增量，在医学院校广泛开办全科医生专业，并在收入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尽可能向全科医生倾斜，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家庭医生的事业之中；另一方面要让家庭医生能从出诊中取得合理报酬，如此才能调动工作积极性，让签约服务“实至名归”。
当然，除了人才培养和待遇问题，还要解决民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危机”。 在许多欧美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一般的头痛脑热，先找家庭医生看，病情严重时才到医院就诊。而反观中国，大家都习惯了只要有个头痛脑热就去大医院，条件不允许才会在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看病，家庭医生服务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任危机”。对此，我们在宣传医疗常识上要进行“纠偏”，还应制定相应的引导制度。比如，家庭医生可优先帮签约居民挂专家号，经家庭医生转诊住院可以得到更高比例的医保报销等，从而增加家庭医生的“吸引力”。
制度落实不怕有掣肘，就怕没对策。就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而言，面对“差人”又“差钱”的问题，需要我们从人才培养、资金扶持、激励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扶持，如此才能推动制度落地生根，才能让效果从“骨感”变得“丰满”。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李广来
（作者： 编辑：姬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