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女子跌倒，12岁小女孩主动过去扶起，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女子反过来诬陷小女孩，吓唬她不赔钱不能离开，最后幸好有热心群众站出来作证，帮忙解围，女子才没有得逞。近日，这一幕真实地在广东廉江市建设大道上演。（11月9日《京华时报》）
小女孩扶人，反被讹诈，如果不是有热心群众解围，便会给小女孩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后果不堪设想。那倘若没有热心群众的帮助，这一小女孩又能靠什么来解围？摆脱被讹诈的现实？往大了讲，近年来“好心救助反遭讹诈”的事件层出不穷，背后透露的是“好人没好报”现象的蔓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社会又靠什么让好人真正有好报呢？
此类事件发生后，讹诈的一方往往会遭到舆论的道德批判，网络尤甚。我们并不是完全否认进行道德批判的现实效果，但是，处在浮躁的社会背景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功利有了市场，而讹诈方就是此市场的产物。面对执着于利益的讹诈方，道德批判也不太会带来其在意的损失。这样一来，讹诈一方也很难为过于流于表面的道德批判折腰，道德批判的实际质量令人堪忧。所以，用道德批判来摆脱讹诈，缓解“好人没好报”现象，难免会留下深深的无力感，容易让公众看不清前路。
我们所崇尚的道德是高一级的规范，而法律是低一级的规范，法律又是道德的底线，当道德批判不起作用时，能怎么办？只能顺着往下走，去考虑低一级法律，通过研究法理现状来探求解决方法。只有把底层的规范系牢，才有资格往上看，上面的规范才能稳扎稳打。
为了让好人有好报，各地在法律层面确实在费心思。深圳曾出台规定，明确助人者不用自证清白，举证责任由被救助人担负；如果查实是诬陷的，要向救助人道歉和赔偿损失，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前一阵子，上海的好人法也沸沸扬扬，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但这些法律的实质效果存疑。首先因为是地方立法，普及性和权威性不强，容易使普法有较大局限性，震慑讹诈方底气就会不足。比如深圳的这一法律就遭遇了好人不知道的普法尴尬。再者，规定的内容没有进一步考量细节，范围局限，过于片面。比如上海这个条例，仅仅针对急救医疗，那对于讹诈以及其他好人没好报现象，岂不是无法可依了？不能保护大多数好人的法律还能叫“好人法”吗？这都值得商榷。
不仅是地方立法有问题，我国《刑法》也存在漏洞。根据我国《刑法》，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现实中，讹诈这类“好人没好报”事件大多未被追究或模糊处理。为什么呢？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可依据的具体法律来保障，刑法的规定又比较宽泛并且没有得到有力执行。再加上实际中现场证据难获取，各类情况原因不同，原因尺度有差别，使其在操作中难以判定。这就使得讹诈等“好人没好报”现象的法理模糊在现实中得以普遍存在。
现实中的法理模糊不仅让好人缺乏法律安全感，滋生不敢、不愿救助心理，也为畸形的利己主义者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这样下去，只会动摇高一层的道德，进而让讹诈这样的“好人没好报”现象更加猖獗。
在这样的现实下，更有权威、更精准完善的法律就成了公众的期待。而这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制度设计，要考虑并兼顾到讹诈等“好人没好报”现象的各类具体情况，寻求它们之中的共性，探索全国层面的统一立法，来保证权威性。要对“诬陷”的程度进行科学的判定，对各类情况的惩罚做出具体裁定，把细节考量做足。才能让模糊的法理逐渐变得清晰。
我们要知道，当道德往低走时，我们靠着法律；反之，当法律往高走时，法理会明晰，道德就会跟着提升。我们现在走的便是后面那条探索法律、以下制上之路。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彬
（作者： 编辑：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