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西藏问题本质上就是达赖问题。达赖是宗教领袖，可是却在印度组建流亡政府；他自称和平主义者，可是却不断煽动西藏境内的藏民制造流血冲突事件；他自称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可是却在国际社会不断寻求独立的空间；他自称对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充满好感，可是却念念不忘恢复封建农奴体制，建立原教旨主义的世袭统治国家。
　　在台湾领导人选举的前夜，在北京紧张筹办夏季奥运会的前夕，达赖集团唆使少数藏族居民在西藏拉萨街头发动武装叛乱。这样一个国际投机政客，居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领导人的青睐，是否出面接见这个口是心非的叛乱分子，居然成为衡量西方国家领导人是否保护人权的重要标志，想来真是令人感到心寒。
　　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政权发生更迭之后，中央政府并没有对西藏采取同化政策，而是希望西藏能够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但是，西藏少数宗教贵族领袖看到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危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愿与那些饱受奴役的藏族同胞平起平坐，于是在少数人的策动之下，达赖率领西藏宗教领袖在印度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
　　现在，这个流亡政府的负责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按照藏族宗教传统，今后将会有新的达赖喇嘛出现，到那个时候，西藏流亡政府不仅失去了政治靠山，而且也失去了宗教的合法性。所以，他们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希望中央政府接受他们不合理的漫天要价；另一方面暗中鼓励藏族同胞制造混乱，为他们回到西藏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借口。
　　西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如果按照达赖喇嘛的设想，将西藏改造成为藏族人自治的地方，那么，将会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甚至可能会在西藏境内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当前，西藏问题是一个反分裂的问题，可是如果按照达赖喇嘛的政治版图，今后西藏问题将会逐渐演变成为种族冲突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必须采取一切坚决措施，彻底打击那些不法之徒。
　　现在一些好心的海外人士鼓吹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政治谈判。其实他们不知道，达赖喇嘛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也不知道达赖喇嘛念念不忘的所谓和平自治，其实就是原教旨主义加上排外主义的西藏独立。对于这样的政治主张任何有理性的执政者都不会感兴趣。西方一些政要之所以在西藏问题上频频发表荒谬的言论，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西藏的历史缺乏了解，被达赖喇嘛两面三刀的阴谋诡计所迷惑。他们不知道达赖喇嘛所实行的世袭宗教统治，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们不知道达赖喇嘛所希望保留的“西藏传统”，就是万恶的种族歧视和封建农奴制度；他们不知道达赖喇嘛所赞成的“一国两制”，其实就是西藏独立。对付这样一个政治神棍，唯一的办法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与其纠缠不休，只会损害中央政府的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在宗教问题上采取一种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因为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强调无为而治，从未干预政治事务。作为外来的宗教，佛教强调洗心革面，一心向善，所以，是营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而伊斯兰教的传统则是强调社会秩序，尊重传统文化，从来都不与政府发生摩擦。天主教在中国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西方天主教宗释放错误信号，致使中国政府断然实行自主办教的政策，切断了与罗马教皇之间的联系。现在看来，英国的新教改革可能是今后中国天主教发展的方向。所有这些制度化的宗教，在中国境内相安无事，各自经营。唯有盘踞在西藏高原的达赖喇嘛对内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其他宗教领袖勾心斗角，对外则试图谋求独立的国家，给国家的稳定发展带来许多变数。解决西藏的宗教问题，应当采用宽容的政策；但是解决西藏的政治问题，必须采取铁腕手段，绝对不能任由少数宗教人士将宗教问题政治化；更不能允许少数政客将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
　　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实力的增强，曾经一度使某些西方国家充满疑虑。现在，终于有一些国家意识到，中国的软肋就在于国家统一，如果能够在西藏、台湾、新疆等地煽动内乱，那么，中国发展进程就会被迫放缓，中国威胁就不复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频频会见中国的分裂分子，试图借此机会要挟中国政府，提高商业谈判的砝码。而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主动伸出橄榄枝，中国政府就会投桃报李，给他们以丰厚的商业回报，或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他们的政治主张。这种牢牢把握主动权的外交策略，使中国外交当局疲于奔命。而那些甘愿充当马前卒的分裂分子，总是不失时机地跳将出来，扮演小丑角色，争取一点商业利益。
　　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敲打中国的外交问题。可以想见，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西藏问题将会越来越成为阻挠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因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公开达赖喇嘛的所有政治主张，甚至采取主动的姿态，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沟通的渠道公开，让所有谈判的内容都大白于天下，防止达赖喇嘛阳奉阴违，利用所谓回归西藏的谈判，继续在西方从事分裂活动。
　　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日无多。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将会独自在海外漂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藏族同胞，只要放弃政治主张，赞成一个中国，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如一些西方媒体所观察的那样，达赖喇嘛垂垂老矣，而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所谓海外藏族人士，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恐怖手段，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达赖喇嘛与达赖喇嘛所豢养的恐怖分子区别对待，欢迎达赖喇嘛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回到国内，但是将达赖喇嘛身边的武装集团宣布为国际恐怖组织，并且采取一切手段坚决彻底剿灭。
　　中国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方面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而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政治策略指导下，执政党缺乏国家统一的整体规划，缺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动姿态和强有力的措施。目前，流落海外的西藏独立分子、新疆独立分子、台湾独立分子和海外的民运分子乃至邪教领袖同流合污，共同营造一个中国侵犯人权，中国政府不尊重宪法的国际舆论氛围。新的执政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如果再采取被动的姿态，应对国际国内分裂势力所制造的各种矛盾和动乱，而不是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手段，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中国国内的发展必然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将会发生动摇。
　　现在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而政治体制改革又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族群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人口矛盾、性别矛盾、资源矛盾、速度矛盾、产业矛盾等一系列的矛盾。如果在政治选举过程中这些矛盾积累起来，那么不但会危及到执政者的政治基础，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所以，在推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必须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彻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分裂问题。
　　中央政府是否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严厉措施彻底打击分裂势力，不仅是衡量执政者能力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判断中国是否进入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准。现代国家一定是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国家，一定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国家，一定是具有高度安全感的国家。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人们把对执政者的各种不满，转化为对国家的不满，而对国家的不满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不稳定的状态又使得人们缺乏安全感。所以，中国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针对经济体制，而是针对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必须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必须扫清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枯枝败叶，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彻底清除盘踞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的叛乱分子。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争取和平必须用非和平的手段；创造稳定的环境，必须经过剧烈的社会阵痛。在这样一个利益大调整时期，中国政府必须充分意识到，影响国家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不能埋头经济而忘记了国家的根本，不可能在一盘散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当前中国社会上所出现的意识形态分化，出现的各种极右翼势力，出现的各种鼓吹分裂的文化思想，出现的各种攻击国家的言论，出现的各种阴阳怪气制造矛盾的新闻作品，都充分说明，执政党虽然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但是，在思想阵地几乎失守。如果不改变当前的执政思路，屈从于少数垄断集团，对弱势群体施以小恩小惠，后果不堪设想。
　　稿源：荆楚网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