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昆仑：县级政府追求“土地财政”不是长远之策

　　【深化改革“耕者”谈】
　　他们，不是战略制定的决策权威，不是政策解读的行业专家；相对于顶层设计，他们是基层工作者。
　　但他们，是战略的实践者，是政策的贯彻者，是问题矛盾最终的“开锁匠”。
　　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他们，有的深入理解改革精神，更好地指导工作；有的敏锐嗅出改革信号，对工作有所启发。
　　耕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希望田野上，他们如是说——

　　时下，一些县市财政总收入年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长，其中主要一部分是靠土地财政支撑。适当地发展土地财政，对于缓解地方财力不足、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难、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城市化水平，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问题是，有些县级政府在发展土地财政过程中步入了一种怪圈：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县级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了最大受益者，民众却要为高房价和环境污染“埋单”。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高达2.7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66.5%。在2012年财政收入结构中，来自房地产链条上的税收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15%，土地财政仍是最大支撑。事实也确实如此。
　　有资料显示，在一些县市，因房地产直接滋生的税收和间接带来的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其中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上，许多县级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特别是为追求土地财政，县级政府大建开发区，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办法招商引“污”，导致土壤、水资源污染严重，民众不得不呼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其背后暴露出的，是县级官员为了追求GDP的“政绩红利”而盲目崇拜“土地财政”。于是，“我卖地，你发财”，“你投资，我升官”，成了县级官员从政的“潜规则”。
　　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是由子孙后代共享的，如果放纵县级政府过度地追求土地财政，是透支未来的资源满足眼前的政绩，是寅吃卯粮，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其一，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土地出让金大量用于城镇化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带动了建材、化工、五金、电器等低端产业发展，导致此方面产能过剩。其二，加大金融风险，增加地方政府负债。追求土地财政是用土地抵押融资，必然会使银行呆账增多，县级政府负债增多。从最近23个省(市)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榜来看，最少的省(市)有1/5债务靠卖地偿还，县级政府用土地收入来偿债的占比超过50%。其三，强制拆迁，侵占民众利益。土地财政的现实社会表现就是征地拆迁，由于强拆不断，导致权力侵犯权利，既侵犯民众利益，也有损社会公平。其四，瓦解“房价调控”，房奴难以翻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政策年年成为“调空”，皆因土地出让金的增长推促房价上涨，导致房奴难以翻身把歌唱。
　　其实，县级经济发展是多元化的，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如今，过度追求土地财政固化了县级政府对其依赖。而“为政之要，首在食足”，我国人多地少，粮食安全无疑是头等大事。为确保我国95%粮食自给率，必须确保“土地红线”，盲目追求土地财政，必然导致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冲击我国18亿亩“土地红线”，肯定难以长久。《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指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因为卖地就像卖鸡，把鸡都卖了，子孙后代怎么有鸡蛋吃？这正如彭德怀元帅痛斥的那样，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亚当.斯密说：“能够维持政府的安全与尊严的，只有确实的、稳定、恒久的收入，至于不确定的、不经久的资本及信用，决不可能把它当作政府的主要收人来源。所以，一切已经越过游牧阶段的大国政府，从来都不由这种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可见，对土地财政这种不确实、不稳定、不恒久的财政收入理应弃之，别让“政绩红利”迷住了县级官员的头脑，危害子孙后代。
　　鉴于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把县级政府土地审批权上划，控制县级官员的土地审批权；另一方面应该革新县级官员考核指标，增加环保、土地保有量、房价调控等指标，不再唯GDP是举，别让县级官员随意“挖山、填湖”，借新城镇化之机继续追求土地财政，唯如此，才能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为我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提供支撑保障。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玫昆仑（嘉鱼县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