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耕者”谈】
　　他们，不是战略制定的决策权威，不是政策解读的行业专家；相对于顶层设计，他们是基层工作者。
　　但他们，是战略的实践者，是政策的贯彻者，是问题矛盾最终的“开锁匠”。
　　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他们，有的深入理解改革精神，更好地指导工作；有的敏锐嗅出改革信号，对工作有所启发。
　　耕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希望田野上，他们如是说——
　　基层食品安全有人监管，有机构监管，监管有效能，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在县以上完成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基础，较快形成乡镇街道等一线食品安全监管能力问题，迫在眉睫。
　　当前，乡镇、街道层面还没有形成必要的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主要表现在：一是食品安全监管改革中，监管力量整合的幅度远远低于监管任务整合的幅度，改革整合后的监管机构层级低于改革前监管机构的层级，监管能力实际上呈现削弱状态。二是地方政府财力支撑食品安全监管运行吃紧，食品安全下放到地方以后，地方政府除了必须支撑食品安全监管基本运行的经费以外，还应承担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的经费，但经济稍欠良好的地方很难支撑食品安全监管正常运行的经费需求。三是一些县市区局监管人员编制没有到位，领导班子成员还没有到位，工作处于临时安排状态。四是一些地方的乡镇、街道基层机构如何构架，还没有确定，日常食品药品监管实行派工模式，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五是个别地方三定方案中少数职能、编制与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需求严重脱节，食品安全监管存在体制性空白状态。
　　因为体制不顺，目前区级食品药品监管整体处于事倍功半、效率低下状态。
　　基层不能较快形成监管能力，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改革模式的冲击。本轮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模式虽然是国务院统一主导，但仍然有少数地方改革的方案与国务院规定的模式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城区街道层面的改革可以借鉴其他地方将县一级工商、质检、食品药品整合为一个部门的做法。但由于这种模式与国务院确定的改革模式冲突，致使街道层面的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二是新职能需要认识过程。将全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监管，由地方政府负总责，本身就是一项新生事物，再加上此前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管属于省以下垂直管理模式，如何支撑新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运行，对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保障部门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三是对食品安全监管“专群结合”模式认识的差异性。有的同志认为，食品安全“专群结合”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应将城区街道层面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交给街道（乡），由街道办事处（乡政府）组织基层网格员实施食品安全监管，在区一级构建起区——街道两级负责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四是完善体制信心不足。有的同志对于完善初期改革方案不尽完善的地方的信心不足，甚至消极认为，编制部门规定我管什么，我就管什么，我有多少人就管多少事。哪一天出了食品安全事故，上面自然会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