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分戒备,多一份关怀。日前,由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主办的“学雷锋 传递爱 Hello您好”向陌生人问好活动在海滨公园举行。近200对亲子家庭以及2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走上街头,主动向陌生人问好,旨在营造彼此相互信任、充满爱的社会氛围。(3月18日《珠江晚报》)
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曾对“陌生人社会”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中国显然已经进入陌生人社会,也正是在此社会语境下,看起来相当简单的“向陌生人问好”,于现实中却变得相当不简单;它不仅考验问候者的勇气,还考验被问候者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若“向陌生人问好”总是遭遇“热脸贴上冷屁股”,自然起不到拉近关系、增进信任的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单位不再“办社会”,难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事实上,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尽管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但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例如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久之,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也将消于无形。
也正因如此,“向陌生人问好”活动,固然能温暖融化人与人之间渐趋的冷漠、拆除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厚的隔膜,但这种力量却是有限的。要想达到“相互信任”的社会效果,一方面有必要继续通过类似“向陌生人问好”活动大力传承倡导熟人社会中文明礼貌、相互信任的社交文化;另一方面更得从制度着手,通过严密的法制建立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打破人们对人情和关系的心理依赖,方便人们在明确的交往规则下合作互利,降低交流的成本,同时有效地克服利益冲突,避免相互利用和猜疑。
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邓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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