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霜：武汉电视问政如何摆脱视觉疲劳

　　武汉2011年首次开展“电视问政”，在随后的几年里，大量问题被曝光，数百名责任人被问责，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电视问政”一时成为党和政府了解群众所思、所盼的重要渠道，有效促进了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7月9日新华网）
　　如今，电视问政的“武汉模式”被全国各地效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时间越往后推，网民关注的热情越开始减退，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关于电视问政的新闻一出来跟评无数，而随后的几年，跟评寥寥。但本次电视问政显然重新获得了关注度，原因在于媒体公开指出电视问政出现了新的形式主义，并且有媒体指出“曝光问政后不落实成了此次电视问政的最大亮点”。
　　事实上，电视问政自出现那一天开始，质疑作秀之声就不绝于耳，但刚开始的质疑到最后变成了集体的忽视，这种视觉疲劳有着其中必然的因素：一是监督具有太多局限性，电视问政能否最终落实要依靠官员的开明让问题得以被“问”，要依靠有责任心的官员让问政后付诸行动。二是这样的监督不具有自动的举一反三功能，很多问题的解决更多依靠被媒体“幸运”聚焦，而现实中诸多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关注和解决。这都是易引起视觉疲劳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电视问政监管机制非常必要，明确各部门职责，设计民众、媒体、自查等全方位立体监督，建立后续落实问责机制。最根本的还要以被问政了的问题为样本，举一反三对全系统进行深入全面排查，让问政具有推广复制的功效。
　　根据激励强化理论，电视问政一开始尽管有作秀嫌疑，但因为于受众而言是新事物，仍受关注，时间向后推移，没有进一步的强化物出现，舆论关注度自然下降。而后“批判电视问政是新形式主义”这一强化物的出现，武汉电视问政再次引发关注，但再过一两年，“曝光问政后不落实”就不再能引起公众兴趣了。
　　若想走出视觉性疲劳，让电视问政叫好又叫座，单单靠这样的强化刺激只会加深对于“新奇”的依赖性，最终偏离了电视问政的监督、问政本质。此外，更要警惕别让蜻蜓点水式的“问责”都成了“作秀”，若真至此，电视问政就真的彻底沦为一场“秀”了。
　　稿源：荆楚网
　　作者：卢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