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涉嫌受贿贪污一案3日在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指控，张苏洲涉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千余万元。（11月4日北京晨报）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病树被连根拔起，一些官员慑于正风肃纪的“严打”，在受贿后胆战心惊，纷纷加入退赃“行列”。可笑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害怕被查处，多退400多万给行贿者程静。不知道拿到“多余退款”的行贿人是受宠若惊、幸灾乐祸还是百感交集。

　　其实，像张苏洲这样闹出“多退赃款”的乌龙案的并非孤例。如深圳市原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涉嫌受贿一案，张庆云归案后，主动退赃90万元，但最终被指控收受贿赂人民币19万元、港币30万元；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受贿366万元退赃551万元；广东省法学会原秘书长杨青山受贿247万元退赃317万元；广州市三水建设局安全监督管理站原站长何锐枝受贿82.9万元退赃230万元等等，如此，赃款比“收”的还要多，听来如天方夜谭，实在令人捧腹。

　　不禁纳闷，张苏洲们为何急于退赃呢？他们是何种心理？一来，贪官的“趋利避害”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知道“东窗事发”是迟早的事情，为了减轻刑罚，官员们无所不用其极，想通过“多退赃款”，创造一个“认罪态度较好”的条件，以减轻法律惩处；二来，官员贪腐时间较长，受贿如“家常便饭”，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收了多少钱，只想“一退了之”，急于和行贿者撇清关系，以达到“自保”目的。如此心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实上，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明确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求当事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笔者认为，“多退赃款”的乌龙案也要有个说法，当事人必须说出个所以然来“到底是贪腐钱财还是贪官求表现的钱”，绝对不能“一退了之”，蒙混过关。纪检监察机关要顺藤摸瓜，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对贪官“多退赃款”要死磕到底，一查到底，看看行贿者是谁，也要“一碗水端平”严惩行贿者，绝不网开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张苏洲竟然利用职权和副台长互发奖金，把权力异化为私人权杖，权力膨胀、嚣张缘于监督约束的失衡、失范，要管住权力，就必须做到严制度、强监督、狠执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重典“治吏”，绷紧监督之弦，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将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对顶风违纪造成了不良后果的，要发现一起，曝光一起，严惩一起，坚决肃清败坏党风政风的“蛀虫”，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心有所畏，才能行有所止。党员干部要严守党纪国法红线，讲规矩守纪律，自觉强化党性修养，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权所动，不为欲所惑，筑牢廉洁自律防线，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始终保持敬畏心、明白心和平常心，时刻敲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警示钟，阻击欲望、识破危害，远离“陷阱”。

　　稿源：荆楚网

　　作者：郑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