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吴骁在动向新闻发布署名文章《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引起广泛关注。21日，吴骁再次授权动向新闻发布文章《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樱花的历史来源》。

　　以下为全文：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樱花的历史来源

　　（本文原标题为《武大赏樱正当时：珞珈山的樱花从哪来？》，2015年3月22日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现经作者略加修改后再次发表）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久负盛名，其校园也早已成为一处非常火爆的赏樱胜地。对于武大校园的樱花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有些人常常会回答：“日本人种的。”从最初的历史来源来看，此说固然不假，但就近些年来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而言，这一论断显然就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尽相符了。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武汉大学校园内由学校自行培育和栽种的樱花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新的答案又越来越盛行了——“周总理送的”。同是寥寥数字，与前一种说法相比，这第二种说法很显然又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而且距离完整的事实真相更加遥远。

　　“日本樱花”诞于东瀛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据某些生物地理学研究表明，世界上现有的100多种野生樱花的祖先有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地区，大约在数百万年前的渐新世和中新世时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我们今天通常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

　　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就目前的绝大多数栽培樱花品种而言，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乃是日本所特有，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本事实。（以上内容可参考刘夙先生的《都别争了，樱花起源于哪里得听科学的》一文）

　　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与日本的国民特性非常相近，因此，樱花一直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并逐渐成为日本人和日本国的象征。在日本，甚至有这么两句话——“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樱花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樱花”。

　　数百年来，由于日本人酷爱樱花，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

　　不仅如此，日本人在对樱花的长期追捧中，还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此外，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樱花也随着侵略者的铁蹄被带到了很多地方。

　　我国很多地方都种有樱花，也有多处比较著名的赏樱胜地。除了一些本国原产品种外，中国的樱花很多都来自日本——要么是战争年代为侵略者所留，要么是和平时期以友谊的名义获赠。比如沈阳、大连（旅顺）、青岛等地的樱花，最早即是由侵华日军所引进，而南京中山陵、玄武湖、梅园新村，北京玉渊潭公园以及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等处的樱花，则均为日本政府或人民为表示对华友好而馈赠。

　　敌寇“国花”落户武大

　　武汉大学校园内原本并没有樱花。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城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同时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黉舍巍峨、林木葱茏的美丽校园。

　　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与“校前路”（即今日之“樱花大道”）

　　然而，到了1937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园建设尚未完成，就碰上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不断沦丧。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大师生只得忍痛告别珞珈山校园，西迁四川乐山。

　　193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1888－1949）率领最后一批随校西迁的教职员离开珞珈山前夕，他决定留下少量教职员和校工负责看管校产。当时，本校法学院经济系助教汤商皓（1911－1997）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熟悉日语，其夫人又是日本人，王星拱校长就要求他留校看守。一开始，汤商皓再三推辞，但王校长仍“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最终，汤商皓被校长的“情辞恳切”所打动，决定“临危受命”，留守护校。

　　1938年1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几个月后，汤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帮助下，来到珞珈山校园与驻扎在此的日军联队长进行交涉。对方向他表示，日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随后，汤商皓又驱车巡视校园，不断见到“士兵进出”，“军车云集”，不禁感叹：“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

　　又过了几个月，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又与留校同仁再次前来交涉。此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藉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武汉大学校友汤商皓

　　正是在1939年春，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一般认为，日军在珞珈山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园里的这第一批日本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1946年秋，在八年抗战中饱经磨难的武汉大学师生，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回到了武昌珞珈山。次年3月，他们看到，侵华日军在校园里种下的樱花树开花了，一共28株，均匀地分布在男生宿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楼栋前（每个楼栋前各有7株）。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武大师生的心情非常复杂，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然而，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以上两张照片约摄于1947年春或1948年春，为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汉大学校园日本樱花最早的照片

　　友谊使者再临珞珈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已经是抗战结束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次落户武大的日本国花，已经不再是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在我国西南地区亦有大量出产）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第四教学楼对面的山樱花

　　1983年1月，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大叶早樱”（又名“丝樱”、“垂彼岸樱”、“八重樱”等，原产于日本）树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和樱园，1986年开花。

　　武汉大学枫园的垂枝大叶早樱

　　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日本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可惜长势不大好，成活率并不高，已成活的部分于1996年开花。

　　砂田寿夫原为侵华日军士兵，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成为战俘，随后，他与其他7000多名日俘被集中安置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在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收留他的中国农民放下往日的国仇家恨，以德报怨，宽大为怀，对其照顾有加。砂田回国后，一直对中国老百姓的善良与恩德念念不忘。从1987年到1992年，他多次组织一些当年的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谢恩”，同时还赠送了大量的樱花树及其他厚礼，谱写了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一段佳话。

　　此外，1989年春，武汉大学还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1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校医院旁的红花高盆樱

　　最近几年，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不过主要还是上述的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校园各处共有樱花树1000多株。其具体来源可谓多种多样，除了本国出产的几处樱花外，既有侵华日军当年所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友人多次赠送的“友谊之花”。

　　“樱花虽美国耻勿忘”

　　长期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究竟有何历史内涵，它们到底更多地是国耻的标志，还是友谊的象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唯有完整、准确地把有关基本史实掌握清楚，才有可能据此得出既符合事实、又合乎情理的结论。

　　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不过，在武汉大学校园以及整个武汉地区，由于广大园林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日本樱花树的寿命能达到50年左右，而且长势比其余三种樱花都要好。1957年，武汉大学对部分已经老朽的樱花树进行了更新，1985年又补栽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条嫁接的方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繁殖移栽。

　　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1890－1966）在校园樱花道上漫步

　　1939年由侵华日军种下的那28株最早的樱花树，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已陆陆续续地死亡殆尽，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死去的。至此，我们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经不再是侵华日军当年所种下的那一批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学校近几十年来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樱花，基本上都是以侵华日军最早种下的那28株樱花树为“母本”的，从“血缘关系”上讲，均为它们的“后代”。再考虑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至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由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的几批不同种类的樱花，那当然应该被视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少，其长势与观赏性也不如1939年这批日本樱花的后代，再加上知名度也远逊于后者，因此很少为绝大多数武大师生和校外游客所关注，远远不能与占据主体的“国耻之花”相提并论。

　　当然，不论1939年落户珞珈山校园的日本樱花给当时的武大师生带来了多少屈辱的记忆，作为一种著名的观赏类植物，它本身的美丽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所幸数十年以来，大多数武大师生均能以客观、平和、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它们。

　　如在1947年的阳春三月，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张珽（1884－1950）教授，直接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刚刚开花的樱花树下，他向同学们介绍，这些樱花“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为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在这批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萧翊华（1927－2007），来自湖南农村，曾饱受日寇侵华之苦。看到这些樱花，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而另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樱花又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对珞珈山校园里的日本樱花开始了长达60年（1947－2007）的观测与研究，后来还获得了“樱花教授”的美誉。而他对日本樱花花期的记录，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早6年！

　　用萧翊华自己的话来说，他研究珞珈山日本樱花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樱花花期记录作为日军侵华的一项罪证，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记”，“向当年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证明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樱花教授”——萧翊华

　　1985年5月，曾在武汉沦陷后留守护校的武大校友汤商皓重返母校，看到自己当年在珞珈山校园所亲眼见证的第一批樱花树，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Washington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武汉大学人文路上的樱花树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学校又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并在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军队攻陷武汉后，于1939年春从日本运来樱花苗木，栽种于此。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群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

　　武汉大学“樱园石”及其铭文

　　作者简介：吴骁，武汉大学校史馆、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主要布展人之一，主要论著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武汉大学图史》（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谁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光明网教育频道，20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