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病患者张某经治疗，达到了出院条件，然而家人以怕他再发病伤人等理由，不愿意接收。为此，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场特殊听证会。为了使病人能够回归家庭，政府部门表态，可承担张某拖欠的2.2万元医疗费的一半，还将在贫困救助、纳入低保等问题上，优先考虑他们一家。最终，这名病愈患者回到了家庭。（5月19日《楚天都市报》）

　　这里的政府部门应该指民政，如果民政部门是就自己管辖的低保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进行了核实，现场表态考虑给予其低保待遇，其办事效率和工作作风都无可非议，值得充分肯定。但作为促使一个病人回归家庭的条件，若不能坚持以往的标准，而是优先考虑解决他们的低保问题，这种做法似乎欠妥。

　　城市低保政策有明确的范围、对象和条件，主要是那些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在这个范围和标准之下，政府要做到“应保尽保”，并无选择性，也就无所谓先后。笔者查阅了国家民政部和地方关于低保的文件，发现并没有列举什么“优先对象”和“优先条件”。所以，任何人在落实低保政策时表态要优先照顾谁，是没有确切依据的。

　　可是，让低保政策承载过多社会责任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司空见惯，“富人保”、“关系保”、“福利保”、“死人吃低保”等新闻经常刺激公众的神经。如并不完全符合低保条件的劳改释放人员、吸毒人员、拆迁难缠户等，为了满足其它政绩指标，或保住一方平安，都争取低保政策宽大为怀，从而化解其它矛盾，还可能成为各项工作的创新和亮点。而低保政策被滥用，往往并非民政部门的本意，多是由政府的各种力量，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强加所致。

　　对低保政策还有另一种用法。最近中部某市拟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与奖励进行立法，讨论草案中也将见义勇为行为本人或者家庭优先纳入低保，此论遭到专家学者的诟病。他们认为，对见义勇之人为这一英雄群体，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应该着眼于有力保护和优厚奖励，各级政府有责任，也完全有这个能力。而一个低保，怎能承受褒奖英雄的道义之重？笔者还认为，用低保“打发”见义勇为，这是对低保功能的拔高，也是对英雄价值的贬低。

　　再来看，为接受病人回归家庭，而在低保问题上优先考虑，且不说以此唤醒的家庭亲情是多么苍白，如果把这事与褒奖见义勇为行为摆在一起，前者又有什么理由优先呢？

　　对于一个城市居民来说，能够享有最低居民生活标准，是他们作为居民生存的必需品，提供这个必需品，政府义不容辞，但不宜将之理解为一种有自由裁量权的施舍，它是社会分配的一种公平补充形式，不是其它政策和行政行为无能为力之后的“补品”，也不是对需要政府厚待的社会精英们的“赏品”。

　　稿源：荆楚网

　　作者：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