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指一个知识体系，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我们的“理论自信”，就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历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有着严密内在逻辑的完整开放的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和不断创新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发展上的巨大成功，让世界瞩目，可以称之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有少数人视成就不见，只关注到变革过程中的副产品，例如拜金主义、腐败滋生、诚信危机等。改革开放同任何伟大变革一样，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问题，这个过程中没有可供参考的答案，一切都靠大胆探索。人性的弱点决定当下现实的东西总是更受到关注，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确实逐渐显现的现实下，难免有人会迷茫、困惑甚至责难。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其原因在于对理论的不自信。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双轨制经济是靠不住的。受此理论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改革所致，进而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存疑。事实上，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进而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相比之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当时，东西方阵营同时出现了危机，而西方因石油危机、越战、社会抗争运动陷入危机的程度更为严重。西方政治家硬是以认祖归宗的方式暂时纾解了困局，即以新自由主义扩张资本权利，克服20世纪60年代大众民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则追随对手的思维逻辑，按西方的药方治病，结果一命呜呼。西方的药方不但搞垮了苏联，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历史实践验证了一个常识：西方制度的核心是党争民主，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结构、文化、宗教上与西方都处于异质化状态时，党争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劣质民主、无效民主。
所以，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一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理论，以西方的概念、范畴、方法来观察中国，这就是“知识违反常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成功实践的理论结晶，凝结着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党实践探索的心血和成果，也凝结着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历程，还凝结着500年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孜孜追寻和执着探求。我们应该加倍珍惜、始终坚持以新思想和新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独特的理论品格，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又创新了内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总书记曾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一脉相承，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饱经磨难后能再度复兴。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大国的复兴需要与之匹配的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理论不可能是“拿来”的、自发的，必须是自主、有为的产物。有自信，才有锐意进取的精神和乘风破浪的动力，才能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稿源：荆楚网
作者：凌霄
（作者： 编辑：郭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