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耕者”谈】
　　他们，不是战略制定的决策权威，不是政策解读的行业专家；相对于顶层设计，他们是基层工作者。
　　但他们，是战略的实践者，是政策的贯彻者，是问题矛盾最终的“开锁匠”。
　　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他们，有的深入理解改革精神，更好地指导工作；有的敏锐嗅出改革信号，对工作有所启发。
　　耕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希望田野上，他们如是说——
　　我于2005年购置了一套二手房，但因为武汉本地购房入户政策不包括二手房，所以尽管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十多年，为了解决户口问题，还是只有购房入户一条路可走。
　　为此，前几年到处看房子，条件有二：既要房屋面积能够满足政策条件，又要价格足够低，毕竟工薪阶层收入十分有限。今年总算通过购房入户解决了一家三口的户籍问题，但必须背上二十年的房债，每个月必须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户口解决了，但生活压力更大了。
　　显而易见，户籍是个老大难，户籍改革的口号也喊了多年，一方面一些地方声称户籍的传统差别功能正在消失。确实，如果不考虑择校这样的因素，小学阶段儿童就近入学政策正在许多地方得到落实。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就是舍不得放开户籍，究其根本，与户籍挂钩的隐性福利不容小觑。曾有“网友统计，北京户口有80余项福利，单就买房和教育两项，北京户口就值54万元，考入北大几率高40多倍”。北京户口“黑市”的高昂价格也是最好的佐证。
　　城乡二元户籍的差别，本质上是权利的落差。改革户籍，必然涉及触碰传统利益格局，某种意义上，改革不可能永远只有双赢的好事。比如，当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在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势必分享城市资源，造成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求紧张。
　　就目前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实效看，口号远大于实际，有的地方虽然取消了传统户口本，但又以居住证取而代之，实质上，城乡居民身份的区别只不过用一种新的颜色替代了传统颜色。改革推动慢，究其根本，还是在于现有政策未能明晰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填补进城农民户籍福利落差，毕竟从一个低端的社保体系过渡到高端的社保体系，需要海量资金投入，显而易见的是，相较于人口流动的巨大需求，即便是再富有的国内城市，也未必有充足实力应对户籍完全放开初期的“井喷”现象。
　　一些地方虽然也试图在化解户籍落差上做减法，但肇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二元户籍政策，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千熏万陶，早就成为现有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基石，即许多政策的出台本身是以二元户籍为前提，一两个小小的举措，并不足以消融户籍久经日月的坚冰。
　　从这层意义上讲，改革户籍，应尽快从“限权”走向“赋权”。首先必须清理各地户籍政策，要尽快制订户籍脱离传统政策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户籍的去利益化铺平道路；同时，出台刚性政策，明令禁止出台以户籍为前提的新政策，以避免旧病未除，又添新痛。
　　当然，仅仅制订户籍改革路线图还远远不够，毕竟户籍改革涉及公民权利和利益，需要制度来填补历史形成的政策欠账。毫无疑问，这是决定户籍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
　　稿源：荆楚网
　　作者：陈斌（前外来人口，现武汉市民）